批评格调与心灵境界

    读最近出版的陈歆耕先生的文化随笔《快语集》，有一种闻到清新之气于是欣悦爽朗的感觉。

    《快语集》的文章，有不少曾经在多家报纸上读到过。作者这次结集，以“快语”名之，应该说恰如其分。内中七十余篇，语见快出，几乎无语不快，内容涉及文化界主要是文学界的里里外外。只要他认为有感可发，有理可辩，有弊可正，便直抒胸臆，直言无隐。

    读《快语集》，我立即感受到异乎寻常的沉重感，也就是格调感。这种在如今的批评界已经难得一遇的格调感，化为视觉效果呈现在你的面前。这一批评格调，以崇尚主体意识、显扬个性风采、切实审美判断、承载社会功能为基本内涵。具体的则是昭示为两种精神，即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

    批判精神在《快语集》的体现，主要是一往无前的勇气。集中的几乎所有篇什，关系到众多风云人事，牵动众多敏感神经。以事而论，涉及的是大量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大到属于文化范畴的制度结果和模式效应，小到不该上“钩”的“香饵”和“不应惹祸的”红包等等。以人而论，碰撞的大多是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凡是他认为这些名家的文字或言谈，连同他们的种种作为于理有悖，他便一马当先，毫不留情。

    比如其中《莫言的“战书”》，说到莫言在一次发言中，把今天缺失“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归咎为“缺少伟大的批评家”。陈歆耕即指出：“莫言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并以调侃的幽默语气，猜度这是莫言在向批评家下“战书”。

    又如对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一书，陈歆耕坦然设立“五问”，举实指谬，层层递进。即使这样，仍觉意犹未尽，再于文末加上一问一叹：“看完全书，笔者不理解秋雨先生为何如此心躁？从《借我一生》到《我等不到了》，论治学之严谨，恕我冒犯直言：秋雨先生实不及唐德刚先生十分之一。”似这般腾挪自如而又意向坚定的文字，没有足够的勇气不能说出的。

    理性精神在《快语集》中的展示，首先是卓尔不群的独立意识。如《张洁“害怕”什么》一文。张洁在某次国际活动中发言时，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家和匠人是有区别的”。对张洁的话，倘若不细加斟酌，不大容易发现内里的毛病。但经过陈歆耕的脑海独立过滤，即敏锐地发现张洁的话貌似有理，实际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观念的“误区”。陈歆耕在点明“误区”之后，又进而指出，这“误区”不仅张洁有，“今天的有些小说家”也有，“他们只知道从外部找原因，而不反思自身的观念、语言、写作形式有什么问题”。此种显例，在《快语集》中俯拾皆是。

    与陈歆耕的这种独立意识紧密联系，《快语集》的不少文章还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任何文字的理性精神的最终实现，都要在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深度上，见出分晓。说“快语”难，要把“快语”说得既“快”又“深”，无疑难乎其难！歆耕先生深明此理。

    先举个别。例如上述批评莫言一文，在提到“当下中国文坛确实还未涌现大家公认的‘伟大的批评家’”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其实，有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无时不在我们身边。她是由读者和时间共同组成的。”不用说文章因这突如其来而气势更见恢宏，更重要的是内里闪现了往往被人疏忽却十分深刻的思想。

    再举通篇。比如我很赞赏的《当代文学极其变化趋势》一文。这类随笔，极容易写得大而无当。然而在陈歆耕笔下，却是精心布置，既实又深。作者先声夺人，以“一个伪命题，电子时代的文学将不复存在”为小标题，把所谓“文学终结论”的靶子高高树起，然后以精到的论述，指出了文学表现形态和内质的必然变化，以及新的表现手段的必然萌发和繁荣。继而，作者又从当代文学的影视化、快餐化、娱乐化三个层面，描绘了当代文学变化与时俱进的多种可能，以及在这种可能之中将会展现的文学天地的更其广阔与越发新鲜。

    这篇文章鲜明地昭示了对当代文学的深层次思考，即在如何看待文学乃至文化发展变化的问题上，提供了一种角度全新的思维方式，具体地表现为遵循康德所倡导的“服从理性命令”的道德准则。

    《快语集》所彰显的批判精神与理性精神，反映了作者已经达到了或迫切向往的心灵境界。他不仅敢于“快语”，而且善于“快语”，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坚持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格局和艺术个性。比如他对郭敬明的“名牌杂货店”，能够作出一番颇为辛辣其实十分善意的“冷嘲热讽”。这还不够，他又站在道德的高峰，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样的话：“一个连基本的文人操守都没有的人，即便他写出的是足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伟大作品，我也不会有什么阅读兴趣。”

    又比如，他并非一味地开展批评，对一些值得称颂的文化人及其作品，他也激情揄扬。特别是他对白桦的一首新诗情有独钟，激动地写道：“一口气读下去，居然让我涕泪横流！”个中情意，与他的批评态度互为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