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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变中国命运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中,改革开放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命运由此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占10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安徽、四川等地首先突破旧经营体制的束缚,进行了农业生产包产到组的实验,其要点就是把集体的地分到每家每户去种,生产的粮食,除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外,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可耕地少,生产条件落后,唯一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就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内部逐渐达成了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共识。1982年起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五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迅速得到推广。
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以城市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承包责任制、改变用工制度、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基础上,逐渐开始股份制试验,尝试产权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推向前台。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生产要素解放了出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具有创业能力的民间企业家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了出来,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人人都能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在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大典上,游行人群中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发自肺腑,映射出当时人们对于改革的拥护与支持。
中国的开放源自于创办经济特区。1979年4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邓小平敏锐地发现其价值,当即表示:“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的生命力很快迸发出来,几年时间,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高楼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1984年,邓小平视察特区后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随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边、沿江地带和内陆地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反观苏东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多数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明显放慢了,有的甚至发生停滞,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比如,苏联经济发展出现了负增长,199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与戈尔巴乔夫主政之初的1985年相比,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为-4.4%,国民收入的增长为-5.6%,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为-4.6%。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经济发展首次出现负增长。到1991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又下降10%,国民收入减少12%。消费领域的通货膨胀率严重。据官方统计,在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经常缺货断档的占95%以上;在211种食品中,经常缺货断档的占188种。为了一天的生计,苏联老百姓不得不排起长队。可以说,苏共的威信,人民对苏共的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等待中逐渐地消耗殆尽。而等到不得不改革时,又缺乏必要的试点,未能有效地保持社会稳定,采取“休克疗法”等剧变方式,最终导致苏共把握不了局势。
就东欧各国来说,搞了40多年社会主义,如果与自己的历史相比,不能说经济没有发展,但如果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原属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基本持平,但到1988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7080美元,联邦德国则是18480美元,后者为前者的2.6倍。
搞了40多年社会主义的东欧,与原来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疑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的领导究竟行不行?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行不行?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然,在苏东国家发生剧变之时,中国也不太平,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但中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党内外以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不倒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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