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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6月13日 星期一

    文事聚焦 女性文学面面观②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女性主义美学原则

    作者:徐 坤 《光明日报》( 2011年06月13日 14版)

        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一直成为鼓舞人民激励读者的力量。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铁血丹心的爱国力量,捍卫民族利益的坚强不屈的斗志,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在现实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到近期以来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历史的天空》、《亮剑》、《我是太阳》、《集结号》,广大作家在不断拓展题材领域,将战争思考的主题向人性纵深处挖掘,创作出深受观众喜爱的“中国农民式的巴顿将军”姜大牙、李云龙、关山林等“草莽英雄”形象,丰富了战争英雄人物的历史长廊。同时还有《集结号》中谷子地那样孜孜以求的英雄人物,作品力图在战争的残酷性与人性的诉求之间做一个完美的平衡和阐释。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新时期以来一批富有才情的女作家也于深思熟虑之中厚积薄发,创作出了有分量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铁凝的《笨花》、贺捷生的《索玛花开的时候》“红色大散文”系列等等。她们的作品,影响深远,与男性作家的创作相互应和,共同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

        回顾百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有关“国族”的宏大叙事中,从来没有缺少过女性作家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女性作家率先介入到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当中,并取得骄人成绩。除了位列红色经典“青山保林”系列中的杨沫的《青春之歌》外,意义深远的还有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长长的流水》,菡子的《万妞》等等。在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这一历史与现实制高点上,女作家们共同采取迂回策略,不像男性作家那样腥风血雨正面强攻,而是从“人情”、“人性”与“爱”的意义上获得最终抵达。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有其经典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要求。在其题材规定性上,描写对象是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在其描写内容上,必须是英雄人物的成长故事。革命暴力美学、完美的英雄、完胜的故事,是其必不可少的三个要件。然而,似乎天性使然,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却很少涉及这些要件,她们都是从很小的角度切入,最后却达到很高的境界,打造出清新婉丽的一片洞天。

        仅以文学史上经典的《青春之歌》和《百合花》为例,《青春之歌》作为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里改造锻炼成长的小说,以“爱”为中心来结构文章的框架、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情”来打动人心。出身地主家庭的女子林道静,在优秀革命者的引领下,通过艰难的自我改造,经由种种艰苦曲折的跋涉和斗争考验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卢嘉川等一个个鲜活的共产党员形象,皆通过女性之眼将他们优秀的品格完满展示。

        茹志鹃的《百合花》则更是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的异数,从人性的深度上来把握战争,描绘了残酷战争中的温婉深情,以“非爱情”的“爱情”形式刻画庄严的“军民鱼水情”。这样一篇意境优美的小说,寥寥7000字,如诗如画,活灵活现出战争年代人们之间,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简单透明纯洁无瑕的关系。小说的两个主人公:过门才三天的新媳妇和参军才一年的十九岁小通讯兵,通过“借被子”这一件小事产生关联,以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这样的书写令人耳目一新。与同一时期男性作家们浩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相比,女性作家们以她们清润通透的艺术表现力和饱满真挚的才情,以青春与爱的吟唱、百合红豆似的英姿,表述了人性的善良,剔除了暴力和血腥,给后人留下了艰难岁月中的不朽篇章。

        当历史进入新时期后,新一代的女性作家有了更丰富的学养、更扎实的艺术表现力,在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把握和建设方面有了深度的理解。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对于战争时期女革命英雄为国牺牲情怀的歌颂赞美,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中援藏军人献身事迹的感人、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对战争英雄的赞颂与对英雄人格缺陷的凌厉追问,马晓丽《楚河汉界》表现了在崇高与世俗中对峙的军人灵魂,铁凝《笨花》中革命历史叙事的民俗化效果与英雄道德理想境界的褒奖,老一代女作家贺捷生《索玛花开的时候》“红色大散文”的温情吟唱,都把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推到很高的境界。她们塑造的英雄形象,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对那些“草莽英雄”姜大牙(《历史的天空》)、谷子地(《集结号》)、李云龙(《亮剑》)、关山林(《我是太阳》)等等的有效补充。她们对历史与人性的追问有时比男作家更痛彻,凌厉处刀光剑影鞭辟入里,如项小米和马晓丽;她们对于战争中人物命运的悲悯往往比男作家更椎心泣血哑然失声,如裘山山和姜安;她们对于阔大的历史场景的把握,运笔自如温润饱满,诗意盎然,如铁凝和贺捷生。

        有了如此骄人的业绩,未来在如何充分运用开掘革命历史题材这个宝贵的精神资源、重塑民族性格、树立民族信仰方面,女作家的写作令人充满想象和期待。

        (此文为5月23日作家徐坤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全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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