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最难是糊涂

    有位出家人，聪明慧智，在庙里勤读苦攻，却终是不得悟醒。一同离家的僧者，大都醒开后到了他寺，做了住持，只有他还在那庙里捧经敲木，日复一日。终于有一天，他问高僧师傅：“我为何不能成佛？”师傅答：“你太聪明了。”又问：“如何才能笨些？”师傅说：“种地去吧。”和尚就丢下经书，开始到庙旁种地。原初，和尚并不会耕作劳种，不知春发秋果，不明四季作耕，可他明智好学，勤于吃苦，第一季虽禾瘦歉收，第二季却有了丰旺景象。到了第三年的秋天之时，庙旁田地，已经是果实累累，艳色味香，一派天景的风光。可高僧师傅到了这儿，望着这番丰景，紧紧皱了眉头，半晌无言无语。和尚问：“师傅，我种得不够好吗？”师傅答：“太好了，好得过了。”和尚有些气馁，生气地问：“难道说是不好才好？”师傅答：“你再种三年地吧。”从此，和尚种地不再走巧，不再过力精心，只是随季播种，雨后锄草，秋日收获；冬天休地猫冬，春耕伸腰荷锄，有些懒散，有些惰安，可那田那地，却也一样景光饶丰，天堂色相。就这样又过三年至秋之后，高僧师傅再从庙里来到田旁，见该收的庄稼因未收而有些卧伏，该下架的瓜果，因未下架而稍稍有些蒂枯。师傅四处寻找徒弟，却在田里没有迹象，到了远处庵内，见和尚正躲着太阳，在庵里斗着蛐蛐，且见了师傅，不惊不喜，只是欠了身子，示意师傅坐下，就又专心地斗着自己的物虫。

    师傅问：“你知庄稼该收了吗？”

    和尚说：“哦，忘了。”

    师傅问：“学会种地了吧？”

    和尚不假思索：“又不会了。”

    师傅问：“蛐蛐斗得可好？”

    和尚如实说：“正在学呢。”

    师父一笑：“你开悟了，可以走了。”

    和尚走后，到他宇诵经播教，后来成了高僧中的高僧。

    这是一则佛事，是则悟佛的故事。比之于佛事，文学大约也是此理。我们今天的写作，正如那和尚的敲木诵经，和前三年的庙旁耕地，景象活泼，条理顺畅，有着盛世的文学景色。个个都已开悟到了醒透，可以做各方庙宇写作的主持僧人。可是，我们是不是太过明透得道了呢？太如一个技术精湛的匠人——或者说是一个工程设计的大师？不说那种自认为纯正、却是一定要仰仗市场才可繁闹的一种文学；不说那些为歌而歌的文学辛劳，单说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才是文学的那号另外的写作，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至今，摇摇摆摆，走走停停，左试右验，终于到了今天，确实已经可以说作家都大彻大悟，明白得道，作品也都瓜果纯熟，可谓适口。以修炼语言著称者，语言已色香欲滴，如熟透的葡萄；以结构奇妙著称者，其结构已如网如织，精美庞杂，繁简得体；以冲击现实著称者，也已上至天人体制，下抵百姓草屋；以情感冲击取胜者，也已完成让读者掉泪时掉泪，该让读者会心一笑时，读者必然会笑一笑而思索。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从不会写小说到太会写小说的漫漫路程，正如那个学会种地的和尚，用他的聪明和勤奋，很快学会了种地，迎来了丰景一样。这样儿——可能错就错在我们太会写作了。有了什么的艺术苛求，就可以实现那种苛求了。整个文坛的写作，也正如一个人的创作，他从习作的糊涂开始，终于到了写作的纯熟，轻车熟路，经验丰饶。不会是一种开始，而会，却成了正果的目的和结终。回想那最终真正得道悟醒的和尚，他的第一步是不会，第二步是会而纯熟，第三步是又从会到了不会。原来，从会到不会，竟是一种真正开悟的境界。

    从明白再到糊涂，才是最终的开悟和醒透。

    我们的写作，真的是景象天堂，美不胜数，应有尽有，连早年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说的我们不缺技术，不缺语言，只是在写作中缺少了情感的那种怨报，今天的我们也很快补上了这一缺课的憾事，很快有了一部又一部情感充沛、冲击力风来雨去的上乘之作。确切的，我们的文学不再缺少什么了。

    应有尽有了。

    想有就有了。

    有险峻、有林溪、有平川、有漠景，有无限无限可供人研究说道的景色和猜想。而惟其没有的，就是作家对写作的一种无奈和糊涂，是从明白到不明白的惘然和怅然，是在写作中愁思百结的混沌和迷憾，是那种长久探索后的不悟和难悟。

    我们太明白了写什么和怎么写。

    我们太清楚了去处和路径。

    我们太知道了在写作中用力和缓力，直行和弯步，还有那所谓的诗意、想象与思想。我们知道了写作的一切奥秘和弯曲，幽暗和光明。我们都成了写作的清醒者和彻悟者。可是，那个最终被高僧师傅说你已经开悟了，可以离开这儿去独行佛事的和尚，是从会到了不会的，从聪明到了笨拙的，从勤奋到了惰安的。一句话，他是从明白又到了糊涂之后，才算真正的悟开并可成佛行佛的哦。

    ——摘自《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