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每至端午,人们还是会不由地念及屈原,念及那些远逝的诗人。
笔记观点: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人们向我们奉献出无数堪与日月争辉的灿烂诗篇,然而当代中国诗歌已渐渐地受到冷落,渐渐地被边缘化。
佳节又端午。许多年前便有人提议将端午节定为中国诗人节,但应声稀落,可见诗歌早已失去力量。然而每至端午,人们还是会不由地念及屈原,念及那些远逝的诗人。
“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每与陌生人见面,诗人张枣总这样自我介绍。在自觉最现代的诗人们被当作“神经病”嘲弄和讥讽的当下,这样说是需要勇气的。
相信绝大多数朋友一定不知道张枣是谁,但他却是我仰止的诗人之一。张枣,湖南长沙人,1962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毕业。自1986年开始,常居德国,任图宾根大学教授。后归国,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3月8日因肺癌去世。张枣酷爱诗歌,却惜墨如金,一生只留下不到百首诗作。在他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枣的诗》,发行量只有数千册。
一位德国汉学家极欣赏一把椅子“坐进冬天”,写着“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南山”的张枣;他评价说,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既非小说,也非散文和戏剧,而是诗歌。张枣便是诗人中的佼佼者。
张枣生前说过一句很怪异的话:“我被诗歌搞了!”当许多人沉迷于搞权搞钱搞名头的时候,张枣啥也没搞,自己反而被诗歌搞了。被诗歌搞了的张枣,变得十分纯粹,十分愚痴,应付现实生活也十分“低能”。据说一有他的课,大学生们便蜂拥而至,可是一开始考试,却都傻眼。
我想起的另一位诗人叫周建岐,河北唐山人。1995年,年仅34岁的周建岐于家中自缢身亡。从17岁开始,周建岐几乎天天都在写诗。他的诗歌从未离开过他的滦南、他的父老乡亲,他也因此被誉为“乡村画匠”。周建岐家乡的天空和风是这样的:
那时我还小,我从麦管中窥视着天空
天空像一头蓝豹子,有云朵那么多斑点
我看见它迅猛地蹿动
我想它是因为遇见了风
周建岐死后,诗选刊编辑李寒收集、整理了他的全部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没见到他的诗集出版。
在过去20年里,我先后送走了三位身边的诗人:海子,我的皖省同乡——他那位于家乡查湾的青茔已经成为文学青年“朝圣”地;骆一禾,我的大学同窗——他的短诗像瓷器一般精致;刘希全,我20余年的同事——他和张枣一样在2010年,在他48岁的本命年病逝。还有顾城,还有戈麦……他们已无需我再作太多介绍。
张枣和刘希全,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诗人的脆弱。这让幸福地生活着的我们无法理解。
国外有人专门把诗人自杀当作课题来研究,他们发现诗人自杀的几率是正常人的好几十倍。美国《身心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从诗人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否有自杀倾向。报告用“用词分析软件”对九位自杀诗人的诗作,与另九位非自杀诗人的诗作所用的词语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前者较不常用“说话”和“分享”等沟通性的字眼,但第一人称单数词如我(I、MY、ME)以及和与死有关的字眼,则用得明显要多。
从马雅可夫斯基(你为什么叫我诗人/我不是诗人/我只不过是个哭泣的孩子),到玛·茨维塔耶娃(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我的十七岁),从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我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我仅仅三十岁/我像猫一样有九条性命),到德国诗人保罗·策兰(数数杏仁/数那些苦的和醒着的/把我也数进去)……他们是不同的遭际,相同的结局。
自屈原之后,诗人们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于水,交于江河,王国维、保罗·策兰、戈麦……无不如此。
诗人已逝,但他们用颤抖的手留下的华丽诗篇,却成为这世界永远的精神财富。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诗人们向我们奉献出无数堪与日月争辉的灿烂诗篇;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诗歌,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诗歌依然风光无限。我记得当时,雷抒雁凭一首《小草在歌唱》、叶文福凭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便名动华夏,而舒婷的《致橡树》更是脍炙人口。我还记得诗人公刘和白桦到北大讲演时,同学们推挤着围堵着请求签名的情景。
然而,市场大潮的冲击、娱乐势力的拔起、网络的泛滥,使诗歌渐渐地受到冷落,渐渐地被边缘化。诗人们无奈地退入沙龙,退向漠野化为肉眼不见的细沙。诗歌界的机会主义者们也终于发现“搞”诗没大名堂,于是溃败而逃。有不甘寂寞和清贫者,或者编“戏说型”电视连续剧去了,或者续写古典名著去了……
可是还有真正的诗人在坚守着,如同护卫被遗忘的玲珑塔。我把他们的诗篇视作超脱尘世的精神慰藉——比哲学更哲学,比宗教更宗教。
佳节又端午,“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而汨罗江上的龙舟,汨罗江上的风,注定追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