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往往如此,说自己最傻的人,其实是最聪明的人。眼前就有一例:大解(本名解文阁)现在庶几是国内最当红的诗人,近年来差不多荣获了中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的头条也尽是他的作品。可是他平常老装成一副傻傻的样子,不言不语的,从不把他的聪明外露出来。这样的人其实是“人精”,一开口、一出手,即是与众不同的大动静。
果然,才两三个月不见,大解就从诗人转变为一个寓言家了。他的寓言体著作《傻子寓言》甫一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迅即引起文坛人士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断言:“该书将重启我国寓言写作的闸门。”在书中,大解以一位“傻子哥”的口吻,讲了167个涉关当代生活的寓言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却把这些不可能发生但符合生活逻辑的小故事,演绎得像小说那样惟妙惟肖,像散文那样充满抒情色彩,像诗歌那样意味深长,从而启发读者抛弃浮华世界的表相,去深长地思索世界和人生的本质。比如,一只明星蚂蚁过一条马路,竟然引起了这个路口的堵塞,进而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秩序,更进而使得整个国家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瘫痪状态;又比如天空中飞翔的大雁队伍里,有一个不是大雁而是一本书,地上的孩子甚至能够看清上面的文字……大解看待社会的眼光,就是这样一副奇妙的“傻眼”。
寓言这种文体能够长久存世,并被人喜爱,是有道理的。我们从小都是读着寓言长大的,外国有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有人人皆知的狼和小羊、乌鸦和狐狸的故事;中国有著名的《永州八记》,柳宗元在其中喊出了“苛政猛于虎”。我还认为,中国的很多成语,比如“朝三暮四”、“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狐假虎威”等等,其实也都是寓言。
往往,作家们无法从正面写的时候,便会借用寓言来表达。所以,寓言都是要讲道理的,是典型的思想先行。深刻的思想对寓言来说尤其重要,可说是衡量寓言写得好不好的第一标准。大解的思想含量很饱满,他的寓言都短小,几百字,一眨眼就读完了,可是经得起反复琢磨。像《真理追求者》,追了几十年,终于得到了一张“真理获得者”证书,然而当别人询问真理是什么,他还是说不出来——在这个故事中,大解究竟在表达什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大解自己,恐怕也不是一个单体的“一”了。
在各种文学活动中,常能看到大解的身影,可是绝少听到他说话。那么,他在干什么呢?我觉得,他是在想——这回不是思想的“想”,而是想象力的“想”。我特别推崇大解的想象力,比如,他竟然能想象把皱巴巴的窗玻璃熨平,能想象称出地球的重量,能想象一场大风把一座山吹动十几米,能想象往人体内输进一定剂量农药的方式来治疗农药依赖症等等,真是太聪明的一个脑子,想象太丰富、太出人意料了。我每每产生错觉,感觉大解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他是在用。
我们中华民族不缺乏聪明才智,但是非常缺乏想象力,甚至有外国人夸张地说过,十几亿中国人都在说同一两句话。不能埋怨人家“恶攻”,追根溯源,是我们的想象力早在孩童时期就被扼杀了,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交场合,我们都不鼓励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往往还粗暴地扼杀一切非集体主义的个性,这是我们教育上的最大问题,会严重影响民族质量的提升。最近看到一篇美国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文章,说美国根本不必害怕中国的经济强大,也不用害怕中国的GDP达到多少多少万亿,因为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创造能力不足,所以构不成对美国的真正威胁。看了这篇文章,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你不能说他讲得没有道理——这的确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软肋,需要提请全体中国人民深思!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多一些大解那样的“想象力思维”,多一些“傻子的胡思乱想”,那么天地肯定能无垠起来,视野肯定能辽远起来,脚下的路也肯定能宽阔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昆仑出版社也充满赞叹之心。以前给人的印象,该社是只出政治读物一类书籍的,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现在竟然能出版这么一本“奇异书”,不仅提供主旋律,也提供民族的智慧,非常值得赞赏。这让我想起了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浪博士的高论,他对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句话概括是:“使全中国从一元走向了多元。”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评价,潜台词是说:多元带来了开放,改革开放把中国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