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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3岁的梁嘉,在北京望京科技园的一家外企工作,月收入超过万元。两年前,梁嘉开始搞起了收藏,主要关注文玩杂项一类。谈起自己收藏的目的,梁嘉直言不讳——就是为了赚些钱。
5月19日到25日,嘉德与翰海两大拍卖公司将相继举办2011年春季拍卖会。每逢拍卖,价格常常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1994年,成立之初的嘉德全年拍卖总成交额是7400万元,到了2010年,嘉德全年拍卖总成交额已经达到75.5亿元。同样,经历了2009年秋季的“井喷”,翰海全年拍卖总成交额也从2009年的15亿元涨到了去年的35亿元。
从经济角度来衡量,在全社会兴起的“收藏热”,无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价格何以高高在上
2010年底,翰海秋拍上徐悲鸿的一幅《巴人汲水图》,以1.7亿元的实际成交价格创造了中国绘画拍卖价格的新纪录。
在荣宝斋工作了40多年的荣宝斋前副总经理米景扬介绍,徐悲鸿的这幅《巴人汲水图》,尺寸并不大,徐悲鸿也画了不止一幅,这样的拍卖价格确实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对于中国艺术品价格的迅速增长,他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现在市场上近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最受认同,一方面是传世作品比较多,另一方面这些书画家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北京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李长安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底蕴,文化古老绵长,魅力撼动人心。当一些近代书画家的作品达到50万元、甚至200万元一平方尺,正表明国民收入普遍提高后,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同。
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认为,缺乏其他投资渠道,大量作为投资的资金涌入,是收藏品价格高涨的另一主要原因。就像上世纪40年代不少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收藏者也经历着从文化人到企业机构的转变。李长安介绍,鉴于经济的发展和收藏巨大的升值空间,大企业和私人财团会继续加大艺术品投资力度,一些顶级藏品可能会继续创出“天价”。大量资金的涌入,使米芾《研山铭》这样的不少海外珍贵文物回流,同时高端收藏市场也会越来越集中。由于兼有投资功能,社会游资也会趁机兴风作浪,先炒热一些收藏品种,再趁高价出货。前一段时间的“沱茶收藏”,就属此例。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收藏者已经接近1亿。对此,收藏家方继孝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觉得,当前的“收藏热”已经有些“全民运动”的味道,众多收藏者中,80%以上的人多少有些侥幸“捡漏儿”发财的心理。就现实情况来说,大多数有价值的藏品已在真正的收藏家手中,市场上的精品不是被高价拍走,就是私下流传交换。
但不管怎样说,2010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艺术品市场。
价格中的冷热失衡
文化学者洪作稼近日在为一个朋友收藏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写一篇研究文章。洪作稼介绍,朋友的“二爨”有30多家的题跋,文献史料、文字发展、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涉及,文章写了2万多字。
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收藏碑帖拓片的人很多,古文物学家赵汝珍讲:“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农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识绳墨。”
李绪杰收藏碑帖古籍已经很多年了,经历了近些年收藏市场的变化,他谈到,元青花瓷器从价值不高到创出2.2亿元的拍卖纪录,近两年古籍善本的价格也翻了四五倍,但是宋拓碑帖却只有几十万元的价格。
嘉德拍卖公司的市场总监孙杰表示,一件艺术品并不能仅以年代的久远与否来判定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仅有50多年历史的毕加索画作,其价格远超许多有500年历史的艺术品。不过，从国内市场上来看,也确实有不少具有较高历史文献价值的物品,因收藏需要较高文化修养,内行人少,其价格被低估了。
从收藏市场的价格看,瓷器、古旧家具、古代书画和少数近代书画的价格较高,古籍善本次之,而尺牍碑帖、诰命奏章等文献,价格较低。但在以往的收藏历史上,价格排序恰恰是倒过来的。将自己书斋称作“石墨山房”的米景扬表示,与瓷器相比,古墨传世数量并不多,也有皇宫内务府御制的精美之作,但其文化内涵并不为多数收藏者认识。李长安觉得,与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这些被市场热捧的近代画家相比,从艺术角度看,任伯年、陈半丁、郭味蕖的艺术成就也不低,但其作品的价格却相差较大。方继孝介绍,现在收藏市场上,陈独秀和胡适往来信札的价格,远低于一只清代青花瓶或两把紫檀“官帽椅”;钱穆、老舍这样的学者文人,其书画价格甚至不到当代书画家作品价格的十分之一,这也并不合乎文化价值的定位。
收藏的价值,应该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内涵,于雪泥鸿爪间记录一个国家的历史。
热度下的文化缺失
李清照在为赵明诚《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中,描写他们藏书读书的情景: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样的收藏与研读之趣,在当今收藏界并不多见。对此,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不无忧虑。他认为,中国收藏历史悠久,过去只是小众活动,囿于文人、官僚之中。近年来,收藏从传统小众行为变作全民大众行为,又包含了投资升值的功能,难免滋生流弊。收藏品有“在途”与“在库”之分,原本到了收藏家手上,就应该属于“在库”。但现在90%的收藏品会重新回到市场。甚至有人戏称,每年春季拍卖买的东西,到秋季拍卖就可以卖出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究竟有多少收藏品能为文化研究所利用?收藏家是文物的典手者而非永远的占有者,在收藏这项文化活动中,其过程的趣味与享受应大于占有的欲望。
一次偶然的机缘,方继孝从旧档案中发现了一部写满古文字形的手稿,当看到“怀宁陈仲甫编订,如皋魏建功题署”两行字时,他越发确定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仲甫是陈独秀的字,魏建功是他的学生,研究文字音韵,可见这部手稿是陈独秀去世前十几年间重拾学术旧业的成果。”方继孝说,后来经过自己的点校整理,手稿编为《陈独秀先生遗稿》出版,使人们在陈独秀政治身份之外,重新认识了他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学术身份。
像方继孝这样的收藏者并不多。历来收藏者有“高者近儒,低者近丐”之说。近儒者,即以自身文化学养,借助收藏物品,探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多少兴亡事,说与子孙听;近丐者,徒求物值几何,在金钱的追逐之下,又有多少极具价值的文化遗存化作云烟。 （本报记者 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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