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
中国共产党收拾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物价飞涨。新中国成立前夜,在1949年的1月、4月、7月,就有过三次物价的大波动。新中国成立后仅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又掀起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潮。接连不断的物价上涨风潮,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人心的不稳定,若不能成功遏制物价飞涨局面,不仅恢复国民经济无从谈起,就是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也会成为疑问。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是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银元涨价还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趁物资极其匮乏之机,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了1.8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果断的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的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这是正确运用商品规律驾驭复杂多变的市场取得的成功。
经过“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为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统一财经,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重拳出击,到1950年4月,全国的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终于得到根本改变。如将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设为100,当年12月便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饱受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社会动荡之苦的中国人民,已经有10多年没有过上这样安定的生活了,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大大地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1950年9月比1949年12月增加了12倍以上。
经济稳定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反过来又有利于经济稳定。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谢春涛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