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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不是来做好人好事的，而是来把事情做好的。”刘猛时常这么说。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汶川大地震震后三年，他仍选择留在这里，被誉为“坚守灾区的最后一个心理援助志愿者”。在别人眼中，三年来，他在灾区的心理援助工作以及他所创立的都江堰“妈妈之家”，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但他心里明白，事情还远没有“做好”。
与大家情绪激昂争先恐后不同，刘猛的冷静显得与气氛格格不入
其实，刘猛的身体条件，并不适合灾区高强度的工作。
刘猛从小患有癫痫病，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年，工作过度劳累曾导致病情严重发作，迫使刚刚33岁的他不得不在河北经贸大学心理中心教师的岗位上病休。地震前，他正在北京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为心理咨询师做指导，报酬是每小时1000元。但像很多志愿者一样，惨烈的地震，让他觉得自己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为深陷痛苦中的灾区同胞做些什么。
受灾同胞迫切需要心理援助，这是共识。在2008年5月16日，400多位心理咨询师挤在北京大学仅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教室里，要求报名参加赴地震灾区的行前培训。此时，与大家情绪激昂争先恐后不同，身处其中的刘猛话语不多。与众不同的冷静，让他在那样的场合，显得与气氛有些格格不入。
“当时其实我在想，作为心理援助者，我到底该去哪儿——我不可能到重灾区一线，那里的首要工作是从废墟里救人；也不应该在成都，那里离灾民太远了。所以我想，我的工作地，应该在县上或镇上。”刘猛说。
正因为目标明确，当刘猛等首批十几位心理援助志愿者5月19日从北京抵达成都，发现很多同行因无人“对接”而滞留在那里的时候，刘猛没有等待，而是带领部分志愿者选择直奔最近、受灾相当严重的都江堰。到了都江堰，他们来到设在四川农业大学内的受灾群众安置点，这是他们搭车所能到的第一个地方。“我们走到哪儿算哪儿，不挑地儿。因为到处都是需要帮助的人。”
刘猛还记得自己救助的第一个成年人，是一位来自都江堰本地叫梁小龙的心理咨询师。“他一直在为灾民提供心理辅导，但同时，地震后的惨状也让他的心理濒临崩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两眼圆睁，布满血丝。他用了很长的时间讲他在地震中所经历的一切。但第二天，他所有记忆就已经碎片化了，导致失忆。我花了一周时间才让他把那些记忆碎片连串起来。后来，他继续做志愿者，帮助了很多人。”刘猛说，“这以后，我在安置点待了半年，一步都没有出去过。原因只有一个——自我保护，避免在外接触到更多惨状的刺激。心理援助师所接触的，都是心理创伤，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对自己的心理也有伤害,因此，持续提供心理援助的时间一般不应该超过两个月。心理援助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要尽可能把这宝贵的资源节省下来，这可以让我坚持得更久些，可以救助更多人。”
不到三个月，在看似没有做任何“专业”心理治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理问题都神奇地得到了化解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爱；世界上最难以愈合的哀伤，是丧子之痛。”在第一天对灾民的走访中，刘猛见到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一直呆坐在帐篷里，思维停滞也无法与外界交流。她从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让刘猛深切体会到什么是母爱。从那时起，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母亲就是他最关注的群体。但在救助她们之前，他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
“当时我们做心理援助的原则，是‘急’、‘易’优先。就像患癌症虽然比身上划了个口子更危险，但我们必须先处理伤口，一方面因为伤口需要紧急止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需简单的包扎伤口就能愈合。”刘猛说，医治母亲的心灵伤痛需要很长时间，相对而言，孩子的心理创伤越早处理，就越容易平复。
刘猛开始给孩子们发放学习用品，要开办帐篷学校。对此，几乎所有人都在质疑：办学校和你的心理援助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在一个个狭小的帐篷里，那一块块1.2米×2.4米的大黑板实在太奢侈、太扎眼了，此外，放着成都捐助来的成堆教材不用，刘猛非要从北京空运教材来，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在作秀。
“当时，我发现很多劫后余生孩子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年龄好像一下子变小了——专业术语叫做‘退行’。这是他们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只有让他们回到熟悉、有秩序、有归属感的环境中，才能恢复他们的安全感——课本、老师、写作业，他们最熟悉；按课程表上下课，最有秩序；与同学在一起活动最有归属感……”刘猛谈到启动帐篷学校的原因时解释说，之所以用大黑板，是因为孩子们震前上课用的就是这样大的黑板；之所以不用成都的教材，因为它是“人教版”，而从北京运来的，是都江堰学生用的“北师大版”。“所有一切，都是让孩子们在熟悉的环境中重建安全感。震前课程从哪里中断，现在就从哪里开始；哪些孩子该入队了，我们就为他们举行入队仪式。”用刘猛的方法，不到三个月，在看似没有对孩子们做任何“专业”心理治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理问题都神奇地得到了化解。
“妈妈之花”在不知不觉中一朵朵绽放
抑郁、愤怒、内疚、自责、惊恐，注意力不能集中、闪回、睡眠障碍、记忆力丧失，情绪不稳定、暴哭暴怒、失声发笑……“孩子是母亲的精神支柱。在灾民安置点，所谓‘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引发的所有症状，都能在丧子母亲的身上找到。”刘猛回忆说。当孩子们的心理走入正轨，从2008年9月开始，刘猛的心理援助对象转向了那些丧子母亲。
“心理援助一般分为四个步骤。一是稳定情绪；二是消除症状；三是角色认同；四是心理支撑、情感系统和生活秩序的重建。必须一步步来。”刘猛说，完成第一个步骤，就花去了近十个月的时间。
“地震后的几个月，很多丧子母亲没有笑过一次，甚至忘记了自己还会笑。她们不相信前面还有路，塌下的天还会变晴。这期间，在稳定母亲们的情绪方面，一位叫蒋玲的志愿者起到了比我大得多的作用。”刘猛说，蒋玲来自受灾最严重的北川，既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位失去母亲的孩子。“她表现得非常出色，蒋玲告诉大家，不论我们现在有多么悲伤，但还要走出去。这个信心的传递非常重要。通过与蒋玲的接触，母亲们意识到，就算再慢，人都不能停在原地，要向前走。”
母亲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2009年3月8日，都江堰“妈妈之家”正式挂牌。刘猛和他的志愿者团队面临新的考验。
“正常情况下，人的大部分思考是关于当前和未来的，但丧子母亲，往往沉浸在过去。无论是个别交谈，还是集体晤谈，说着说着话题总是很快回到过去。有没有办法把她们的目光引向未来？没有，至少我没有办法。”刘猛说，经过反复摸索，刘猛决定分阶段实施，首先把她们的思想从过去引到当下，然后再从当下指向未来。
如何让她们关注当下？一位志愿者折的纸花，打开了刘猛的思路。“我们首先要让妈妈们做些什么，这项工作既不能是太简单的劳动，那样太枯燥吸引不了妈妈们的注意；太复杂的劳动，她们又做不到。而折纸花正好合适。”刘猛说，折一只纸花，需要6道工序、270多次折叠。怎么折、怎么才能折得更好、用什么颜色最好……折纸过程中，妈妈们有了共同交流的话题。
当“妈妈之花”在不知不觉中一朵朵绽放，心理援助者的工作也在悄然跟进。“你以前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再要一个孩子，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假设一下，如果你有了新的孩子，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希望”、“假设”，一个个词语无不指向未来。
“其实，‘妈妈之家’更是一个互助的组织。我们的作用只是营造和控制一个通向未来的情景。妈妈们是彼此最好的心理疏导者，她们相互间的影响，比我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刘猛说。
话虽如此，在“妈妈之家”所有细节上，刘猛可谓煞费苦心——他在沙发上摆满了小熊，而且没有其他地方可放。妈妈们要坐下，就必须将这些婴儿般的小熊抱在怀里，“怀抱，这是唤醒母性的动作”；他交给一位志愿者的刚刚蹒跚而行的孩子一项“任务”，不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爱的孩子让母亲们点燃母爱，这个叫佳佳的小朋友成了最小的志愿者”……
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刘猛把自己定位为心理援助者。在他看来，心理咨询和心理援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只需要消除患者的症状，后者的目标是协助受创伤者重新构建生活秩序和情感支撑系统，而这些，需要社工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共同完成。事实上，在灾区的三年中，刘猛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实际上承担起了除精神科医生以外的其他三项角色。
“‘无子母亲’是我起的称呼，起这个称谓时自己都忍不住哭了。”
三年来，有200多位母亲在“妈妈之家”得到了心理援助，今天，她们中三分之二重新拥有了新的宝宝或者正在孕育新的宝宝。但是，刘猛并没有感觉丝毫的轻松。有更多新的问题在等待他和他的团队。
“这三年，‘妈妈之家’援助的母亲们都走过了同样的历程——从孩子的母亲，到失去孩子的母亲，再到重新想做一个新生命的母亲。但在这之后，大家出现了不同，有的重新成了母亲或在孕母亲，有的则必须接受现实，永远成为‘无子母亲’。”刘猛说，“‘无子母亲’是我起的称呼，这是如此残酷，起这个称谓时自己都忍不住哭了。”在“妈妈之家”，接受援助的母亲群体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再孕母亲”和“无子母亲”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中国母亲，尤其是农村母亲，她们活下去的重要支撑就是让孩子好好上学，将来有出息。我们鼓励那些‘无子母亲’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会鼓励她们去赚钱。但是她们会反问，‘我赚了钱给谁花？’”刘猛这样说，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我回答不了。我只知道，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让她们忘记过去，而是要让她们如何能与过去和平相处。”
在再孕妈妈群体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新的心理问题——会透过新生孩子，有些母亲想起原先失去的那个孩子，不知该如何处理；有的母亲则将对失去的孩子的愧疚转化为对新生孩子的补偿，导致过度溺爱……
刘猛在思考，也在筹划。
“地震三周年之后，‘妈妈之家’将从目前援助灾区母亲，逐步拓展成一个援助天下母亲的公益组织。”刘猛正在筹划推出五个“宝贝计划”——A计划：“宝贝安全计划”，建立民间公益检测机构，对婴幼儿的食品、用品进行公益检测。B计划：“宝贝健康计划”，为母亲普及科学孕育知识；为处于教育困惑中的母亲提供心理辅导；为处于养育困难中的母亲提供物资援助和医疗援助。C计划：“宝贝再孕计划”，帮助丧子母亲修复心理创伤，再次孕育，重为人母，并与新生儿建立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D计划：“宝贝牵手计划”，让城市富裕家庭的宝贝牵手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山区贫穷家庭的宝贝，城市儿童用过的服装、玩具、书籍等经过分拣、清洗、消毒后，每年分两次运往贫困家庭。E计划：“宝贝回家计划”，帮助母亲找回失散的宝贝，并给寻回孩子的家庭提供相应的心理帮助……
慈善家投入的是金钱和物资，志愿者投入的是时间和劳动，公益人则将二者有机结合
驻守灾区三年，先后有400多位志愿者加入过刘猛的团队，至今，还有8人。他们依然每天不知疲倦地探访、接待需要援助的母亲，每人每月只有600元的津贴。而刘猛，也在不断地外出讲课、做心理咨询，并几乎把全部收入都投入“妈妈之家”的运转，这笔开销每年大概需要十几万元。
刘猛把慈善家、志愿者和公益人这三个身份分得很清楚，“慈善家投入的是金钱和物资，只管拿出来；志愿者投入的是时间和劳动，并不需要因此倒贴费用；而公益人则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让需要帮助的人真正受益。”
刘猛说，追随他的团队都是志愿者；而他的身份则“比较混乱，或许三者皆有。”
2011年4月25日对于刘猛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大日子”。这一天，成都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将他们注册的“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法人，拥有账号，意味着在监管之下，他们可以接受来自社会的捐助。
“‘一天公益’的意思，是你可以一年，或者一个月，或者一周，拿出一天从事公益事业；也可以拿出一年、一个月、一天的收入，支持公益事业……”“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们这样解释。
在刘猛名片的背后，还印着这样一行小字：“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做公益，别不好意思了，呵呵！我们在等你！”(本报记者 邢宇皓 练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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