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学人的“群分”

    早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社会学理论时，我曾努力尝试运用所讲的理论解释生活日用。应该说，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现象，都可以用社会学的观点加以审视，并给出说法，但也有一些现象的产生，至今我依旧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理由，比如说，为何“人以群分”？

    物为何以类聚，倒不难说明。一定地段或一定环境里各生物种群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有规律的组合，构成独特的结构单元，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群落”。任何生物种或种群在自然界几乎不可能游离于群落外生存。换言之，类聚，乃是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

    人为何以群分，有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革”时期，作家浩然十分知名。后来他撰写回忆录，曾提到汪曾祺，但认为他们不是一路人。据浩然说，当年北京文联派干部下乡搞“四清”时，虽然他和汪曾祺曾较长时间一起共事，但“他是那种很文化的人，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但面子上过得去”（浩然《我的人生》第272页）。缺少共同语言，不同声，不相应，也很自然。

    不同气，则不相求。季羡林和钱锺书，当年曾同为清华同学，后来，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在北京从事学术研究。但两人的关系，却始终有些井水不犯河水。对此，季承曾给出这样的理由：他父亲季羡林身上有土气和侠气，而钱锺书身上多才子气。季承写道：“我曾经问过父亲，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和钱锺书先生交往为什么那么少：父亲说，他和钱先生不是一个年级，钱先生很聪明，但他身上有一股‘气’，什么‘气’呢？才子气。父亲就不喜欢那种才子气。”季承认为：“气”分种类，“而且每个人身上大概都有一种‘气’，都不尽相同。”与钱锺书身上的“才子气”不同，他的父亲季羡林身上的“气”“是属于另一种，是‘农民气’，或者说叫土气，或者叫质朴之气。”而在季承看来，“所以父亲一辈子都脱不了土气，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人处世，总是低调简朴的原因。”。此外，季承还认为他父亲的“气”中有一种叫侠气，“父亲对侠气似乎比较赞赏”（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第200页）。

    鲁迅先生有段有名的话，也很能为人类社会为何“群分”提供说明：“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的酸辛，灾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太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会爱林妹妹的。”不难看出，鲁迅这里运用了阶级分析这一社会学的方法，所谓“亲不亲，阶级分”。贫富差别，有时确会对文化人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造成严重障碍。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士人读书别业,墙外有废冢,莫知为谁。园丁言夜中或有吟哦声,潜听数夕,无所闻。一夕,忽闻之。急持酒往浇冢上曰：‘泉下苦吟,定为词客。幽明虽隔,气类不殊。肯现身一共谈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树阴中,忽掉头竟去。殷勤拜祷,至再至三。微闻树外人语曰：‘感君见赏,不敢以异物自见。方拟一接清谈,破百年之岑寂。及遥观丰采,乃衣冠华美,翩翩有富贵之容,与我辈缊袍,殊非同调。士各有志,未敢相亲。惟君委曲谅之。’士人怅怅而返,自是并吟哦之声亦不闻矣。”虽同为读书人，但衣冠华美者和破衣烂衫者之间的距离，甚于阴阳之隔。

    家庭出身对老辈人行为方式的影响很大。钱锺书出生于江南诗书世家，其父钱基博是知名学者，而季羡林却出生于山东农家。季承就说：“父亲出身农民,虽然只在农村生活了六年,可是终身没能脱掉农民习性。”（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第200页）浩然出身唐山唐各庄贫苦工人家庭，是位农民作家，而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父汪菊生，是一位开明的儒生。在这些人的心灵深处，“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并对他们的社会交往产生影响。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不同的人，爱好与追求有所不同。这种用“明道”还是“逐利”来解释为何人以群分，我认为很切中肯綮。具体到文化界，人们或相近，或相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化是否痴迷。所谓痴迷，就是赋予文化活动以一种与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就是摆脱和超越了金钱、地位、身份和名誉的局限和羁绊，“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例如，余英时就认为，陈寅恪“对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的生命已完全托付给了它，一切著述也都是为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怎样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再如，钱锺书的夫人杨绛称他为“书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夫人在“五七”干校劳动，有一次，杨绛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钟书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别的，没有都可以，没有书钱锺书就无法过日子。反过来推论，只要是真正的“读书坯子”，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有没有才气，脑袋灵不灵，或许都能和钱锺书先生“志同道合”。

    《红楼梦》第48回生动地描写了香菱学诗的故事。香菱是一个丫鬟，和黛玉分属两个阶级。但黛玉爱写诗，香菱学诗，也达到了“茶饭无心，坐卧不宁”的痴迷程度。两人遂打通一切隔阂与藩篱，共同的“诗心”将她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很动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亚太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