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中国的史学界兴起了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疑古思潮。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即用从地下发掘得到的殷墟甲骨文的记载与地上典籍记载的一致性,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是信史。疑古派只好退一步说“殷前无古史”,但仍以“在甲骨文中始终未见有关夏代的记载”为理由,继续坚持其学说,至今影响深远。因此,殷前古史的证实遂成为终止疑古思潮的关键,也是正中华民族之本、清中华文明之源的基础。
老友李元星同志,以九十高龄,积五十年研究成果,写就了《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书,正是终止疑古、正本清源的一部力作。
我和作者是大连同乡,大连解放后,我由太岳抗日根据地被派回家乡工作,奉命创办大连高中并任校长,作者任历史教师,为同事。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位通经史、博学多闻的谦谦君子。不久我调任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文教局长,1950年我被选调北京考入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4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中间从1983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5年。大连高中升格为关东文法专门学校,作者则继续在此校任教,后于1953年调至旅顺博物馆做研究员,后来历遭磨难:1955年肃反运动中,作者以“历史反革命罪”遭逮捕审查10个月;1958年因“右派”言论,以“反革命罪”判刑4年;1962年刑满释放,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回乡监管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彻底平反恢复工作。作者身处逆境三十年,不但没有颓丧,反而激起了他研究殷前古史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此书的成稿几经坎坷:1963年《夏字考》成稿,1966年“文革”抄家失稿;1968年凭记忆重见略稿;1980年写出详稿被扣,底稿亦随行李一起遭小偷盗去;1981年又另起此稿,已是第十一稿。此后近30年,作者不断地对文稿进行增补修订,终于成就此书。我信服作者的才、学、识,也欣赏其不拘一格的文风,特向济南出版社推荐出版,得到慨然允诺。书稿付梓之际,作者约我写序,故勉为此文。
作者深厚的学养源源有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决心从日本中学辍学回家,“念中国书”,走家教和自学成才的道路。他学了做过私塾教师的祖父留下的一系列国学典籍,又阅读了留学日本的长兄带来的《新青年》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想的书籍。难得的是他经同学介绍,得到了家居旅顺的罗振玉承重孙罗成祖的帮助,吃住在罗家经年,有幸展观、亲手摩挲和阅读了罗家贞松堂和大云书库所藏我国历代文物精华,包括大量甲骨文片、拓片、铜器,直接接触了罗振玉、王国维之学(二人曾为姻亲),并获得部分罗氏手稿与影印书底本。这就奠定了他日后进一步研究甲骨金文的专业基础。
作者主要通过证成甲骨文中“夏”字的存在、“夏王朝”存在的事实以及殷前“盘古、王母、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古史体系,来彻底驳倒疑古派。
古史辨派认为在甲骨文中找不到“夏”字,因而也没有“夏王朝”存在事实的记述,并认为这是殷前无古史的确证。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的确无人声明在其中发现了“夏”字,并看到其中有关于“夏王朝”存在的记述,包括甲骨学的权威“四堂”。而本书作者在甲骨文中,注意到有一个属于国族氏姓专名的字,多至“一百数十见”(本书第75页),经作者运用汉字独有的文字学“形、音、义、法(史)”四要素组成每个汉字的法则,又对4000年汉字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历史变化加以总结,呕心沥血制成了《夏字四千年变动表》和《夏字四千年87类型分部索引表》(见本书第46、47页),断定和确认了甲骨文中各型“夏”字。这就以确凿无疑的新证据、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在甲骨文中确实有“夏”字和有关“夏王朝”存在的记述。这样,在回答疑古派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时,“千真万确找到一个夏王朝的夏字就好了,就解决全案的总疑窦了。”(见本书第57页)作者进一步断定“夏代已是文明成熟的大国时期,远非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阶段。这从它较为成熟的青铜工艺水平(如二里头发现的精美的平底爵)以及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在华北发现不下20处的事实都可以证明。”(见本书第219页)
另外,作者在殷卜辞中,查到有关盘古、王母、虙农黄即三皇祀典的卜辞约190条。其中盘古6条、用虎祭祀的王母1条、虙(伏羲)、(神)农约20条、“虙列山”三字单、双、繁、简四式合文约40条、黄帝不下百条。遂从卜辞的祭祀对象中发现并归纳出殷人的盘古→王母→三皇→五帝的古史知识体系。作者还尤具苦心地以一百八十多条卜辞(见本书第21页)论定了中华文明“人文初祖”黄帝的实际存在,使疑古派不攻自破。由此作者也就明示:探索中华民族之本、中华文明之源,不应再把夏商之间作为野蛮与文明阶段的分水岭,而是必须上溯夏前文明史,下及夏商周三代。
此书全部文章由作者原文和其次子李成充通俗化改写的两个部分构成。非专业读者可以先读通俗化改写部分,这样可以减少“生僻古奥”的甲骨文给读者带来的不便。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积4000年,八大项,743种(件)。其中甲骨文献82种,金文(书目、器目)198种(件)、基本文献463种,洋洋大观,在中国文字考证史上,实属罕见。而作者成竹在胸,信手拈来,足见其用功之勤,涉猎之广,不禁令人掩卷兴叹,这对于今日学人的治学态度应该也会有所启发吧。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此文系作者为《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书所写序言,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