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西城

    中国的历史文化，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出现了由旧变新、由传统变为近现代的千年巨变之局。这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曾经云集京城西翼——今天的北京市西城区，在这里居住、活动和著书立说，成为中国微观文化地理方面的一大独特现象，可称为“思想之西城”、“变局文化”之西城。思想是历史文化的灵魂。活动于西城的思想家虽然不是清末民初思想家的全部，但以其思想描绘出这一段思想史、著作史的基本轮廓，是没有问题的。如此说来，北京西城就蕴蓄着中国思想史的千年变局，以至历史文化的千年变局。

    19世纪初，西方大步迈向现代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却沉滞在迟暮之中。这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三个朋友的思想引领一时，开时代新声。林曾寓宣武门外菜市口粉房琉璃街等处。清朝大臣黄爵滋在朝内首提《禁烟疏》，林则徐大力声援，主持编辑最早介绍西方的《四洲志》等几部作品，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龚自珍曾在宣武门下斜街等几个胡同居住过。龚的思想具有更强烈的批判性。说官场，他说尽奄然而无生气；说社会，他讲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他强调社会立足于变。他以“病梅”为喻，呼唤解放人性。魏源曾住烂缦胡同，其思想更具有建设性。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影响深远。这个时期，清朝大臣王茂荫（曾住歙县会馆）在其奏议中，不断论述货币问题，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圆明园的巨大灾难震动了人们的心灵。洋务运动开始了。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晚清几个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当时主持朝廷政务的奕忻，也是洋务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他的府邸，就是今天仍然坐落在西城什刹海附近的恭王府。曾国藩居住过宣武门外的法源寺、报国寺和丞相胡同等几个地方。安徽人李鸿章与其兄李翰章（曾任两广总督）主持修建了宣武门东南侧的安徽会馆。今日，安徽会馆已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左宗棠住过丞相胡同。张之洞住过西城什刹海边上的白米斜街，故居绣楼今日仍在。在思想方面，曾与张影响更大。曾国藩是洋务第一人，主张“师夷智以造炮造船”，在安庆、上海等地方大办民用与军事工业。有感于政治废弛时世变化，他推崇程朱理学，但也杂取各家；既重义理考据的学问，又重经济教育（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实务。张之洞办洋务，设立枪弹、炼铁、铸钱、织布、矿物等企业，还兴办新兴学堂。他在其《劝学篇》中写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后，张极其赏识，最乐道之，使这一思维模式影响巨大。

    关于这个时期的思想著述，还要补说两个人。外交家郭嵩焘曾住丞相胡同，具有当时较为深刻的带有洋务色彩的外交观。法学家沈家本曾住宣武门金井胡同，其故居现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他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酷刑等许多现代的法律思想。

    甲午战败，举国震动，催生维新变法运动。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康谭的故居今日分别在菜市口的胡同里。梁曾寓菜市口东北的粉房琉璃街。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是康有为联合一千多举子，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变法。聚集地点在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的松筠庵，又名杨椒山祠。此处现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的思想，是师事日俄，托古改制。康进言光绪皇帝，说学习日俄，中国十年而霸图定矣。他以民主民权等西方观念阐释孔孟的学术，可谓中学为形，西学为神。由此，他进一步倡导变法改制。他描绘变革后的理想社会：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康有为影响一时。梁启超听到康论，为之一变，开始追随康先生，但比老师更激烈更尖锐。他写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提出民权，主张“新民”。“新民”观的强烈启蒙意识，极其深刻地影响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梁是政治家也是大学者，他超出中西对立的体用模式，倡导中西合璧，并要把这种全新的文化推向世界。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开始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他试图冲决利禄、学术、伦常以至君主的一切罗网，一切采用西方制度。他的《仁学》，以“通”释“仁”，又讲“通”的基点是平等，平等就要改革。在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还有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曾在西城琉璃厂的通艺学堂讲授西学课程。严复除了写文章宣传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外，还进行了历史影响巨大的翻译活动。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几部西方学术名著，系统介绍了西方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思想成果，其中尤其以《天演论》震撼强烈。在此顺便要说到同时的林纾。林曾住宣武门校场口头条。他翻译了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许多西方文学名著，影响同样巨大。

    维新以后，孙中山举起革命的大旗。他在宣武门外湖广会馆等几个地方，都留下深深的足迹。湖广会馆今天已是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孙考察世界历史后指出，从民族主义到民权主义再到民生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思想，宣扬中华民族建立共和政体。孙中山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章太炎被其学生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曾七次被追捕，三次坐牢，有一回被袁世凯囚禁陶然亭西边的龙泉寺。章与孙中山合作，办报纸鼓吹革命。在宣传的过程中，他推崇国学，希望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与革命的情怀。他学术成就巨大，其中特别强调爱惜历史。

    辛亥革命以后，帝制崩溃，政局混乱，思想纷杂。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是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胡适在西城和平门附近的松树胡同等处居住过。李大钊在西城住过几个地方，其故居在今日西单附近的文华胡同。陈独秀与李大钊在菜市口米市胡同，创办《每周评论》，此刊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刊物。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大力疾呼以白话文代文言文。他呼唤的不仅是文体变革，更是思想启蒙，追求自由。陈独秀的文章题目变为《文学革命论》。他还激烈批判旧社会的礼教，强调人权与救亡，宣传民主与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走向西方自由主义，陈独秀李大钊走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宣传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重视阶级斗争学说；论述历史的发展，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影响几代青年人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鲁迅在西城区的宣武门外、新街口西等地方住过，今日西城阜城门内有鲁迅故居，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鲁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鲁是思想家，更是文学家。鲁迅的小说杂文等作品，蕴涵着丰富的改变国民精神的思想。这个时期，大教育家蔡元培曾在西城南长街创办北京第六中学，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等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长久引领学界，至今依然。

    在此，插一段题外话。这个时期，范源濂创办的尚志学会，在西城和平门附近的胡同里不断开展活动，办医院兴学校。1919年，学会邀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到学会讲演，胡适担任口译。1920年，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罗素，也应学会邀请来京讲演，赵元任为翻译。罗素给予中国哲学界很大影响。可见当时在西城区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活跃和深入。

    民国时期，三位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曾住西城。熊曾住护国寺大觉胡同，梁曾住在积水潭西侧小铜井胡同，冯曾住烂缦胡同。面对当时对儒学及传统文化的否定，他们以融合中西古今思想、实现儒学现代转型为主旨，重新阐述儒家观念，并从中寻求救民救国的出路。三位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是现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至今富有深刻的启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