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尔曼的“静穆”

    1768年6月8日，51岁的德国学者温克尔曼，自维也纳返回罗马途中，在意大利东北角的小城里亚斯特，被一位邂逅的俊美少年劫财谋杀在旅店客房中。

    温克尔曼滞留里斯亚特是出于心血来潮，他原计划的目的地是德国东北部的德莱斯顿，而在前一站莱比锡城，19岁的大学生歌德正在盼待着与这位精神偶像的初次会面。

    在其成名作《对绘画和雕塑模仿希腊作品的思考》（1755）中，温克尔曼曾有这样的警语：“唯一使我们变得伟大、甚至可能是无与伦比的途径，就是模仿希腊人。”然而，与他的意外死亡同样令人叹惜和吃惊的是，温克尔曼终生未踏上希腊领土。作为享有盛名、也许是当时最重要的希腊学者之一，他多次被邀请访问希腊，他却从未成行。

    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曾在罗马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文物总管和枢机主教阿尔巴尼的秘书，得天独厚地研究了当时罗马最珍贵的希腊艺术收藏。然而，这些收藏主要是泛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6－31年）希腊雕塑的罗马复制品，其中以《梅迪奇的维纳斯》、《贝尔维德里的阿波罗》、《拉奥孔》等作品最为著名，表现了一种优雅或优美的艺术理想。温克尔曼的天才在于，他在对这些艺术精品的鉴赏、沉思中捕捉到了一种“人性美和神性美结合”的理想品质，这就是他用以定义古典希腊文化（“繁盛时期希腊文化”）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风格。

    从艺术史来看，温克尔曼对希腊古典风格的概括是以偏概全。他在其奠定艺术史学科规范的著作《古代艺术史》（1764）中，将古希腊艺术划分为四个阶段：直线、僵硬；崇高、多棱角；雅致、波浪形的；模仿的。他所揭示的是第三个阶段的风格，这种风格以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利斯的作品为代表。“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是不能吻合菲迪亚斯雕塑所代表的崇高、雄健的古典风格的；后者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古典文化黄金时期的艺术风格。

    在温克尔曼的时代，要真切领略这种雄浑的希腊艺术风格，只有前往希腊雅典，沿着当年雅典人在祭神的节日手执橄榄枝、继踵而上的山径，登上雅典卫城山，在帕台农神庙东面，瞻仰10余米高的山墙上的《雅典娜诞生》浮雕的众神群像。温克尔曼拒绝了历史赋予他的机会，他在千里之外的罗马为泛希腊文化的“静穆”著书立说，而永远错失了希腊黄金时代的“雄健”，他所观摹的“希腊”只是罗马人拷贝的普拉克西特利斯雕塑的“优雅”的遗产，而不是将在1802年后被埃尔金伯爵“抢救”到大英帝国的菲迪亚斯雕塑的“雄健”的遗产。

    从歌德的《温克尔曼与他的时代》一文的评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作为一个古典学者，温克尔曼是一个忠实激情胜于计划、表现个性胜于规范的人；作为一个强烈认同希腊古典的“多神教”男子，温克尔曼与理性的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对于那个因为眷恋一个少年的美而不幸丧生的温克尔曼，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他天才的洞见，他是完全可能捕捉到古希腊的“雄健”之美的伟大影像的。然而，他的天才心灵却满足于吸饮“静穆”之美的单纯恬静，他把这种美赞誉为纯然不染的山谷甘泉之美。

    令人惊异的是，温克尔曼不是在优雅、和谐之至美作品《贝尔维德里的阿波罗》雕塑上，而是首先在呈现出强烈戏剧冲突的《拉奥孔》雕塑上“发现”了“希腊艺术的静穆”。我认为，温氏选择《拉奥孔》作为“静穆”的范本，比他的天才的敏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选择所表现的理想精神。因为在这个富有张力的群雕中，表现了“身体感受到的痛苦和心灵的伟大以同等的力量分布在雕像的全部结构，似乎是经过平衡了似的。”这就是哲学：静穆不是无生气、无矛盾，而是生气和矛盾都被提升到了呈现“心灵与身体和谐”的理想美境。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唯美主义之父佩特，在《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中指出，温克尔曼的“静穆说”的本质是人与自身、心灵与肉体、个体与世界的统一，这是为现代心灵确立的一个“泛希腊理想”。我认为，这个“泛希腊理想”的哲学就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十七世纪末期提出的“预定和谐说”。莱布尼兹认为，上帝不需要通过人来表现他的思想，而是每个人类个体本身心灵与身体的预定和谐反映出神性的和谐。（《新体系》）温氏“静穆”观念的深刻根源和动机，都存在于“预定和谐”中。温克尔曼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是他的心灵却成为理性理想的最敏锐的捕捉者和最优美而深刻的表现者。

    温克尔曼以其伟大的天才捕捉到希腊艺术的“静穆”，把本来微弱而濒于被历史尘埃淹没的希腊古典美的余辉重新照亮，从而开启了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结晶的新古典主义文化理想。温克尔曼的伟大，在于对这个被佩特定义为“泛希腊理想”的心灵激发，而不是给予他的后继者理智的教育。

    在温克尔曼死去59年后，即1827年，当德国学者爱克曼指出温克尔曼对所研究的希腊艺术并不确切了解时，78岁的歌德说：他是哥伦布，即使他还没有发现新大陆，它已经存在于他的心中。阅读他，我们并不能学到什么，但是我们会被改变。（《歌德谈话录》）

    一个时代的伟大天才，就是这个时代的新大陆的预示者，正如温克尔曼一样，他凭借的是一些有限、甚至错误的路标。因此，作为十八世纪文化的哥伦布，温克尔曼的生命意义并不需要真正踏上他的心灵故乡希腊的领土才是完整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