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球为何长盛五十年？

    进入4月,人们经常提起50年前的4月里那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比赛——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世界大赛。在这次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一举夺得三枚金牌,中国队在世界乒坛不可动摇的强势地位从此树立。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我们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与一项运动产生如此密切的联系,小小银球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国球”,正是因为它始终伴随新中国日渐强壮的脉搏活跃地跳动着。

    50年前炸响的一声春雷

    1959年,容国团在德国多特蒙德获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仿佛一夜间,乒乓球运动风靡全国,从城市到乡间,从厂矿到农村,从学校到兵营,无论男女老少,都为小小的银球倾倒。很快,中国政府决定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得到国际乒联的认可。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大赛,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一方面特意指示乒乓球队要“集中训练、加强训练”,另一方面,在当时国内经济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国务院专门拨款修建北京工人体育馆,作为世乒赛比赛场馆。

    1961年2月,仅用了15个月就建成的工人体育馆如期完工。这是当时全中国条件最好的体育馆,名列新中国十大建筑之一。

    与此同时,国家乒乓球队在全国进行了队员选拔,经过层层筛选,共有108位运动员入围。邱钟惠就是这“108将”中的一员。

    邱钟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我们的训练条件一下子好起来了,另外,我们的营养状况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格外关照。那时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每月定量64斤口粮,每顿饭的标准都是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天天都有牛奶鸡蛋。可以说我们的伙食比中央领导都要好。”

    1961年4月4日,第26届世乒赛开幕了。能容纳15000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男女队在团体比赛中分别闯进决赛。1961年4月9日,男、女团体决赛开赛,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决赛首先开始,日本女队经过五盘鏖战,以3比2获胜,中国队获得亚军。

    随后,男团大战在万众瞩目下开始。前三盘,中国队只有庄则栋拿下一分。第四盘徐寅生对阵星野,徐寅生在决胜局中连扣星野十二大板赢下比赛,这精彩的十二大板令工人体育馆沸腾了,这场比赛也成为世界乒乓球史上的经典一战。

    此后,中国队员越打越勇,越打越顺,容国团艰难战胜星野后,中国队终于以5:3击败了日本队,第一次捧得斯韦思林杯。这座斯韦思林杯就像中国队的一针强心剂,在接下来的单项比赛中,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和徐寅生包揽了男单前四名。

    在女单决赛中,邱钟惠苦斗五局力克匈牙利名将高基安,捧得吉·盖斯特杯,这是新中国体育界的第一块女子金牌。

    第26届世乒赛,如一阵春雷响彻国际体坛。在接下来的50年里,中国乒乓球队共获得150余个世界冠军,三次包揽世乒赛、三次包揽奥运会的全部金牌。50年间,中国乒乓球运动始终处在世界前列,即使稍有挫折,中国乒乓球队也总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战例和不败的神话,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人生能有几回搏”式的英雄人物,对新中国体育乃至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

    半个世纪以来,乒乓球运动在中国不仅承担了为国争光及全民健身的重任,它还在中国的很多领域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1972年,毛泽东用小球推动大球,“乒乓外交”促使中美关系解冻,一场飓风撼动冷战世界……

    技术创新,让“国球”50年长盛不衰

    中国乒乓球队科研教练张晓鹏跟随队伍20余年,他认为,中国乒乓球队能领先世界半个世纪,靠得就是“硬球策略”,即技术创新。张晓鹏告诉记者,中国乒乓球在世界领先50年,其中主要的技战术风格包括:快、准、狠、变、转。而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正是演变和创新,使我国乒乓球运动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50年代,荣高棠等国家体委领导组织来北京参加备战第26届世乒赛集训的108名选手及各路专家们反复讨论,将中国乒乓球的发展方向初步归纳为“快、狠、准、变”,并将这一战术确立为中国主流打法。很快,这一战略战术见到了成效:1961年中国队夺得第26届世乒赛三项冠军,随后,男队连续3次夺得团体奖杯,庄则栋蝉联3届男单冠军,便是凭借着先进的打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执国际乒坛之牛耳。

    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球队重新崛起,他们把旋转的弧圈球进攻技术和中国的快攻速度结合起来,给我国选手造成很大威胁。徐寅生等人提出,能不能在坚持原有的“快、狠、准、变”技术风格基础上,增加一个“转”字,以丰富原有的传统打法。这一倡议得到乒乓球界的认可。从此,乒乓球界面目一新,使中国队的路越走越宽,在1981年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举行的第36届世界锦标赛上,中国队首次囊括了全部金牌。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欧洲两面弧圈球打法的成熟,我国选手的左推右攻近台快攻打法,受到了严重威胁,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瑞典的瓦尔德内尔。

    当时的总教练许绍发与国家体委科研所研究员吴焕群就此提出试验直板反手背面攻的倡议,很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国梁成为这一技术的最先实践者,他终于掌握了直拍横打技术,加上他在关键时刻的威风和杀气,刁钻的变化和聪明绝顶的“算计”,终于成为瓦尔德内尔的“克星”,并完成了八次获得世界冠军和史无先例的世界“大满贯”的壮举,从此无敌于天下。 

    进入21世纪,国际乒联先后将比赛用球的直径改为40毫米,接着,又将实行了多年的21分制改为11分制,另外还规定发球实行无遮挡。这些举措,可以说完全打乱了运动员过去十几年练就的技战术系统,这些规则的改革确实对中国的很多选手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然而,无论国际乒联的规则如何改变,中国乒乓球队领先世界的格局却始终没有改变。

    张晓鹏告诉记者,半个世纪来,技术创新不仅使我国形成了传统的直拍正胶、反胶快攻，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横拍快攻结合弧圈和防守结合攻等打法。据统计,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百年历程中,共有50项技术和打法的创新,其中一半以上属于中国健儿,占总数58.7%。技术创新推动着中国队长期处于国际乒坛的领先地位。

    拼搏文化,50年贯穿中国乒乓界

    黄彪,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领队十余年。在他看来,蕴藏在50年乒乓成就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实际上是一种深入人心的“乒乓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核心,则是贯穿中国乒乓界50年的“拼搏文化。” 

    在多次世界大赛上,中国选手总是能在逆境中发起反攻,最后取得胜利,以至于不少人都有一个疑问:高手过招,技术相差无几,为什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能够常常在劣势情形下获得冠军? 

    “乒乓球精神是拼搏精神,是一种全队合作精神,这是我们球队的传统。每个冠军的产生,其实都是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其他队员共同付出努力的结果。”黄彪说,他还向记者讲述了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96年,马文革未能入选国家队,随后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到德国打球。两年后,队里缺少一位和他风格相近的陪练,有人提议让马文革从德国回来做陪练,他听说后马上就回来了。” 

    “还有马琳,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他没有入选,这个决定宣布后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他准时出现在训练场上,他是在用行动鼓舞那些参加奥运会的队员。马琳后来也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可以说,没有这种忘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祖国荣誉感,中国乒乓球队不可能成为长盛冠军。” 

    “乒乓球运动看起来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运动,但实际上,赢取胜利是整个球队各方面的配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有些人认为这个口号到今天好像不好使了。但是,我们乒乓球队是个忘我的集体,有几十年来传承下来的球队精神。” 

    熟悉中国乒乓球队的人们都知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是中国乒乓球队代代相传的响亮口号和行动指南。

    黄彪告诉记者,当年,国家体委老领导荣高棠等同志,常给乒乓球队讲解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引导运动员、教练员如何“一分为二”看问题,如何运用辩证法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矛盾和问题。徐寅生同志在女队的讲话,是这种学习成果的集中体现。毛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从此,学习运用辩证法,在中国乒乓球队形成了风气,成了中国乒乓球队克敌制胜的传家宝。

    乒乓球队的教练员不仅教运动员如何打好球,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张燮林带邓亚萍第一次出国参加亚洲杯比赛,她与李惠芬争冠军,关键时刻李惠芬打了一个擦边球,裁判员没看清,邓亚萍支支吾吾不承认,裁判员就判邓亚萍获胜。过后张燮林严肃批评邓亚萍,并要求她向李惠芬道歉,回去写出书面检查。这件事对邓亚萍的教育深刻,以后在她身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张燮林担任女队主教练二十多年,曾十次率领女将夺得女团考比伦杯。他教育运动员“对党对国家要忠心”“对父母长辈要有孝心”“待人要诚心”“比赛要有自信心”等等,一共总结出“二十八个心”,对做好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启发。

    在新形势下,在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同时,国内开办了擂台赛和俱乐部联赛,开拓乒乓市场,逐步提高运动员的待遇。

    中国乒乓球队在不断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也凝聚出丰富的精神成果。1981年,万里同志代表中央对“乒乓精神”作了概括总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的精神;不屈不挠、勤学苦练、不断钻研、不断创新的精神;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集体主义精神;胜不骄、败不馁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本报记者 王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