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王应麟学术体系

    王应麟博学多才，著作宏富，其学术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于《困学纪闻》提要，称“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实际则不仅仅是宋代，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王应麟堪称第一流学者。如梁启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

    《宋史》卷四十八王应麟本传，详细著录其著作之书名、卷数，共二十三种，六九五卷；后清人张大昌为其所作之年谱，又补录八种，四十九卷，则共为三十一种，七四四卷。个人著作如此丰多，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上，当亦为首列。王应麟视野开阔，博学多识，确可称为通儒。

    应当说，博大精深，构成了王应麟学术体系的鲜明特色。其最著名的两书，《玉海》二百卷，大型类书，囊括天文、律历等二十一门，元人李桓称其“网罗天下之见闻，包括古今之故实”（元刻《玉海》序）；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赞誉“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困学纪闻》，于经、史、子、集各类皆有所考订、评论，对后世极有影响，如前所引梁启超所云“为清代考证学先导”。而当代学者对王氏其余著作也已有研究，极有学术意义评价。如《周易郑康成注》、《诗考》，是现在存世最早的辑佚著作，清人奉为辑佚学的鼻祖。王应麟搜寻诸书，辑录郑玄之《周易注》，为易学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四库全书》即列于经部《易》类之首位，也是整个《四库全书》的第一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能于散佚之余，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诗考》辑录韩、鲁、齐三家诗之异字异义，及“三百篇”外逸诗，体例完善，是第一部“三家诗”的辑本，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轶佚本，也可以说是辑佚工作正式起始于王应麟。

    其他如《汉书艺文志考证》，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汉书·艺文志》这首部古代目录学著作进行系统的梳理，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目录学的意旨，也可以说是开全面疏证史志目录之先河。又如《六经天文编》可以说是仰观天象，《诗地理考》奠定了《诗经》地理学的基础，《通鉴地理通释》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系统论述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著作。王应麟又是一位儿童教育读物的编纂专家，他自宋入元，晚年归居故里鄞县不仕，即着力于编著启蒙读物，如《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及已亡佚的《小学讽咏》、《蒙训》。又历代相传其所著之《三字经》，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启蒙读物的代表作，又有世界影响，1990年联合国曾决定将此书列为典范性道德读物，推荐给世界儿童。

    王应麟学术著作，多着力于注疏、考辨、辑佚，善于融文献学、考据学、目录学于一炉，但他仍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他能将考释与义理相互融合，如《诗地理考》不仅做材料爬梳工作，而且关乎政教风俗，在此书序中特为提出：“因诗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通鉴答问》卷四《置盐铁官》乃提出重民观念：“富在民，则国亦蒙其利。”这是有关《资治通鉴》的历史评论之代表作。清代学术也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应当说与王应麟有共同的学术追求。

    王应麟为南宋庆元府鄞县人，其居籍即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他应当是浙东学派的先驱。鄞州区政府为推进文化强区建设，颇着力于弘扬浙东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掘名贤文化，并力求将悠久绵长、底蕴深厚的鄞州历史文化与新时代的鄞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前景融会贯通。2007、2008年之际，鄞州区与《光明日报》合作，组建《三字经》重修工程，后修订本《三字经》即于2008年上半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社会影响颇大。又因我原籍也是鄞县，2008年春，中共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即与我联系，与清华大学商议，由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鄞州区合作，在鄞州建立“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以进一步开展王应麟学术研究，更有利于挖掘、继承优秀地域文化。2008年5月，特聘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为学术顾问，与中文系主任刘石教授共至鄞州区参与基地的揭牌仪式，并参加首届王应麟学术研讨会。这确也为我们现当代高等教育与地域文化建设之合作、沟通，提供值得研究之显例。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国海峡两岸学者逐渐开展王应麟生平、思想及学术著作研究，学者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但对王应麟著作的整理，却甚不足。近年来曾出版《困学纪闻》、《通鉴地理通释》两种，但仅一般性的点校工作。“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即与学术界商议，一致认为：王应麟传存于世的著作极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治学方法，现在通过对其学术著作进行系统、深入的整理，当可以更加了解其考据、辑佚，及史学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成就，这当能更有利于切实保护和弘扬王应麟学术文化。于是就从2008年起，即与中华书局合作，建立《王应麟著作集成》项目，按照古籍整理规范，组约有关专家学者，对现存王应麟著作，作全面、系统的点校整理。参与点校整理的学者，确有明确共识，即系统整理王应麟著作，当更有利于探讨其丰富的学术内涵。

    此次参与点校整理的专家学者，于王应麟有关著作，确有研究，其点校体例，也甚符合古籍整理规范。对有关著作，先探索版本源流，底本选择不一定求最早刻本。如《通鉴地理通释》整理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傅林祥教授，就认为此书有几种元刻本，但多有缺字、误字，于是即选取《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此为明崇祯间毛晋校刊本，校勘较精，故作为底本，而以元本作为通校本，同时参用通释所引各书原文进行他校，以订正原著文字讹误。又如《周易郑康成注》，整理者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峰教授，以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玉海》附刊本作为底本，通校元刻本，同时又据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左传正义》等进行必要的订补。其他《诗考》等也有类似情况。另如《四明文献集》，此次整理时，采用当代成果如《全宋诗》、《全宋文》加以补辑，且自己又加搜辑，有补《全宋文》所未收者。我们希望这次对王应麟十四种书、近三百卷著作的整理，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质量要求的样本。

    此次除整理著作外，还计划组约关于王应麟的当代研究专著，已有者如《王应麟学术评传》、《王应麟年谱》等，当可于近年内成稿，另拟筹划对王应麟各书的专题研究。我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现有材料进行多层次而又深入的分析和概括，就更能丰富和扩展现在已有的研究领域和成果。

    （本文系作者为《王应麟著作集成》所写总序。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