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城乡分离走新路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镇化跨越城乡分离、“自我造城”的传统老路，在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交互作用下逐步走向与化解“三农”难题相结合的新路。江苏的实践启示我们，城镇化必须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把化解“三农”难题作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中之重，把“减少农民、致富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从而从“化”字上科学把握转型方向，加速离土农民市民化和留乡农民富裕化的进程。

    2010年4月以来，江苏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课题组用近一年时间，先后赴苏南、苏中、苏北部分市、县、镇，就江苏省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根据所获第一手材料和来自省有关部门的全省性资料，经过综合分析和讨论研究，形成本报告。

    江苏城镇化进程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后，江苏城镇化改变了以前起伏和停滞的状态，在持续较快发展进程中逐步迈开转型走新路的步子。回顾这个过程，大体有四个演进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契机，农村城镇化获得突破性大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乡镇企业带动了百万农民向非农产业大转移，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以农民办工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受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全省形成“小城镇，大发展”的格局,建制镇由1979年的115个增加到1989年的392个，并催化了无锡、常熟、江阴等县域经济的强劲崛起，新兴中小城市相继成长，城镇人口由874万人增加到136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由1979年的15.46%上升到1989年的21.56%，10年间上升6.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1个百分点。有了非农产业的乡镇工业，又有了生活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这是苏南农民“造城”开始，为全面推进江苏城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借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动力，开发区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推动城市化上水平阶段。

    浦东开发开放，江苏主动呼应，对外开放从沿海城市到全方位展开，一批开发区、工业园区脱颖而出，这种快速崛起的“园区经济”，不仅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成为城市拓展的新城区。一批中小城市扩容发展为大中城市，城镇化上规模、上水平。1990年以后，全省每年约有200万左右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从1990到2000年，省辖市由11个增加到13个，县级市由15个增加到31个，建制镇由582个增加到1191个，全省城镇人口3041万人，年均增长7.62%，城镇人口比重由21.6%提高到41.5%，10年间上升19.9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99个百分点，全省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第三阶段为新世纪初期，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同发展基础上，进入以组建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2000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将城市化战略确立为促进区域社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次年开始实施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依托的苏锡常、南京、徐州等都市圈的规划建设。截至2005年底，江苏省城镇人口总量达到3774.62万人，比2000年增加733.81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0.5%，5年间上升9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8个百分点。2005年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达到50.5%。

    第四阶段为2005年至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走上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

    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江苏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县域经济为阵地，走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领跑全国。据2010年底的统计，全省城镇化率达57%，比1978年提高42个百分点。经过调整，全省建制镇减少到930个，13个省辖市的市区人口都在50万人以上，400万人以上、200万—400万人、100万—200万人、50—100万人的城市个数之比为1:4:6:2，人口结构之比为22.86:42.17:29.14:5.83。全省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与中小城市相结合，以小城镇为纽带，初步形成基本健全的城镇体系结构和“三圈五轴”的城镇空间结构。

    从1979到2010年，江苏城镇化率由14.8%提升至57%，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在这期间，江苏城镇化进程历经两次重要转折。第一次转折出现在1997年，在总人口增加38万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增加196万，乡村人口则相应减少157万，城镇人口增长绝对规模首次超过总人口增长绝对规模。第二次转折出现在2005年，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达到50.5%，城镇人口的绝对量超过乡村人口。一般来说，出现这两个转折性的拐点，是农业社会走向城市社会演变的规律性表现。从江苏上述的两个转折特别是第二个转折看，时间短，演变快，曲线比较陡峭，表明江苏城镇化进入良性循环、持续推进的势头走向强劲，在全国较早进入内涵为主的发展阶段。

    城镇化转轨转型走新路的成功实践

    江苏在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动力，从较早重视协调工农、城乡关系到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摆脱传统老路，成功开拓着一条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相结合的新路。

    一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先导，以城乡产业联动发展为支撑，扎实产业根基的新型城镇化。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农村城镇化的突破性发展，不是从大量废弃农田、剥夺农民而来的，而是在实施家庭承包制改革基础上，以“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为指导思想，把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小块耕地上大量解放出来，打开农民办工业为主的创业门路并启动了农村社会化、商品化的大发展后开始的。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多元化行业的繁荣兴旺，由于以农村工业为后盾并适应发展与大中城市横向经济联系的需要，因而不仅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萎缩、衰落下去的许多农村集镇获得新生，而且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相结合，以农民“造城”为发端，使农村城镇化迅速打开局面。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展开，乡镇工业企业打破城乡壁垒，带动人口和要素向城镇集聚，形成了一大批专业镇、专业村、工业园区，实现了城乡产业联动发展。新世纪以来，苏中、苏北各地经济发展相继跨大步，正是与接受了城镇化必须建立在产业支撑的基础之上的理念，并付诸夯实城镇化产业根基的实际行动分不开的。

    二是从倡导工业支援农业到强化实施“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方针，逐步形成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双轮驱动”的新型城镇化。

    改革开放前，江苏就本着“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指导思想，曾长年组织“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活动，但地方政府及其管理部门重工轻农的传统思维和惯性行为难以改变，现实生活中仍然处处是城乡“二元对峙”。改革开放以后，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契机，农村在集体经济组织的体制框架内，集中使用乡村企业的上缴利润，采取 “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形式和制度，协调农工利益关系，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促使务农收入与务工收入相接近，从而有效稳定了务农人心，促进农业发展，保持了种植业的稳产高产。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各市积极发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功能作用：一方面，财政上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启动公共财政支农，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税负等；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城市工业的产业优势和科技力量，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空间布局和结构调整，对农村实施积极的产业带动方针，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在省委、省政府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决策导向下，各市采取村企结合、培育龙头企业以及鼓励和引导工商、民间资本下乡等形式，帮扶农村在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上发展高效规模化农业，改变农业的低收益状况和弱势地位。全省现已形成加快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的良好势头，每年高效农业面积都以数百万亩增长。据2009年底统计，全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到2696万亩，已占耕地总面积的37%，苏南有的市县农业规模经营面积达到了80％，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相应提高。

    三是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向城镇体系和都市圈的整合建设，与离土农民大量进城进镇的趋势相适应，增强全省城镇综合承载力的新型城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的苏南乡镇企业都是“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办起来的，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小城镇建设也是按乡按村进行，导致“小、散、乱”的无序化城镇布局。相应的，县（市）一级也依仗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力自谋县域发展，这固然促进了一批强县域经济的脱颖而出，但另一方面却为苏锡常三个市区带来“围城之困”，客观上产生了制约中心城市的成长，影响到区域城镇化整体健康发展。面对逐步显现的矛盾，先是各县（市）域内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撤并调整原来过于分散、过于密集的乡镇，集中发展主城区和中心镇，使多极分散无序化的城镇布局得到治理改善；2000年，在全省统一决策、统筹规划下，在做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以及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苏锡常首先启动实施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南京和徐州都市圈相继跟上，迈开了以质量和效益为着重点的城市现代化的步子。由于此，江苏作为中心城市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良好，新兴的中小城市成长迅速，而大量具有相应功能作用的小城镇也始终有着各自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全省基本上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其积极效应，除了公共基础设施城乡均等化发展得以加快推进外，突出表现为吸纳离土农民大量进城就业和定居，农民非农化转移相应加快。江苏对进城农民工吸纳之多，位居全国前列。不仅大城市，而且一些新兴城市承载力也大大提升。从苏南开始，而今向苏中、苏北扩展，许多走向规模发展的县城和中小镇也逐步增强吸引周围离土农民转移入住的承载力。从2007年开始的3年间，江苏累计有8.67万名外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他们回到农村家乡，多数就地就近进入城镇，并购房定居。据我们在苏北淮安市涟水县调查，该县县城的购房对象95%是本地人，其中有相当比例系外出打工返乡者，外出打工返乡创业就业者成为一些县城镇购房定居的生力军。

    四是打开统筹城乡发展的视野，实施“五个城乡一体化”，在善待进城农民工同时，通过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务农收入和非农收入同时增长的新型城镇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乡镇企业制度改革的展开，以及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和外向型经济的纵深发展，从苏南到全省各地突破就农村内部协调农工矛盾的局限性，在较大区域范围内逐步突出城乡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五个一体化”，进行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市化带动农村、以产业化提升农业，创新强农惠农新路径。苏州、无锡等地率先探索，通过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集中”，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经营承包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的“三置换”，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和农民专业合作的“三大合作”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起一套城乡统筹发展、共同繁荣的有效运行机制，促使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化为农民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效。各地在为农民稳定务农收入外，多方广辟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以及非经营性收入等组成的非农产业收入的增收渠道，促使农民收入连续六年增收额超过五百元，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首破8000元大关，达8004元，比上年增长8.8%；2010年达9118元，比上年增长13.9%，与1997年的3270元比，增长1.79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4倍。2009年全省城乡收入差距为2.56:1，2010年为2.52:1，大大低于3.33:1的全国水平。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理性思考

    江苏新型城镇化之路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效，但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按现行统计办法计算，城市化率虽逐步提高，但统计城镇常住的农民工人数中有1/4的人尚未取得市民待遇，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住在城镇，却享受不到城镇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这反映了新型城镇化开拓进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城镇体系建设及其运行机制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招致江苏城镇的整体功能仍然不能适应“减少农民、致富农民”，从“化”字上求实效的这一要求。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珍视和发扬成功经验，又要正视和分析客观存在的差距，谋求继续创新、深化开拓新型城镇化的科学之道。

    ⒈进一步克服“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和只求城市自我发展的思想行为，把化解“三农”难题作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中之重，把“减少农民、致富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这应视作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

    新型城镇化重在立足城乡统筹，切实化解“三农”难题。这方面的重点也是难点集中在 “化”字上。推进城镇化，关键有两“化”：一是“化”人，二是“化”地。这两者必须很好协调，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互动并进。如果搞城镇化只求将农村的土地大量“化”进城里来，“化”土地的劲头很大，而“化”人口则不在心上，由于种种歧视和障碍，使转出去的农民无法在城镇定居，难以转为市民；而在农村务农的又不能增加收入，造成化土地与化人口相脱节，那就不能说是城镇化的成功，只能说是“半拉子城镇化”或 “伪城市化”。江苏的实践表明：必须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创新，进一步坚决克服 “总量偏好”、“速度优先”的价值取向和“重城轻乡”、“重工轻农”思想，转变对推进城镇化急于求成的惯性行为，坚决跨越传统体制下剥夺农民、牺牲农业并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城市化老路，转向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做到“让更多农民转为市民，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地，得到更多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

    ⒉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始终贯穿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坚决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作为战略方向，切实治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城镇化虚胖症”，让每一个城镇做到资源利用集约化、城镇功能良性化。

    过去较长时期里，江苏城镇化快速发展存在的缺陷就是重速度有余、重质量不足。一些城市沿袭我国大城市“摊大饼”式、人为扩容的外延扩张模式，城市的规划区大幅度地扩展，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公共设施配套不足，招致交通拥堵，污染严重，运行机制受阻，“城市病”滋生蔓延。这样的城镇化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弱化了城市带动农村的内在功能和承载能力，适应不了“减少农民、致富农民”的迫切需要。城市化要看城市发展速度，更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内涵式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切实抓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着力提升城市功能，下功夫进一步扭转城镇建设中偏重规模扩张、忽视功能提升的倾向，切实治理“城镇化虚胖症”，使城镇化由偏重速度向着力提升质量转变，走向资源利用集约化和城镇功能良性化。

    ⒊从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理性视角，看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联性，特别要注意既适时遏制片面大城市热，又能引导防止或有效治理小城镇建设的无序化。

    推进城镇化，包括建设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讲究的是大中小城镇的相互协调、互动并进，以求城镇体系综合承载力的有效提高，这也正是江苏城镇化持续发展的进程所表明的。大城市是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区域城镇体系的总枢纽，在引领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缺失的“龙头”作用，必须得到应有发展；小城镇则是“城尾乡首”，不仅进镇的门槛低、对农民吸引力强，而且它们是联结城乡要素顺畅流动所必需的经济网络的节点，是建设城镇体系的纽带。因此，大城市，小城镇，两者偏颇不得。现在很多地方有大城市偏好倾向，都去规划建设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且在规划实施中还不断加码，表现了加快发展大城市步子刻不容缓的“浮躁症”。大城市偏好的结果，就是大城市过度膨胀，带来城市病多多，同时又使小城镇被“边缘化”。联系我们是个大农业国而现今还处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国情来看，发展有合理规模的小城镇，可以减轻“摊大饼”式的过度化大城市病，缓解大城市里集聚越来越多离土转移农民就业和市民化的压力。这就更显得合理规模的小城镇对于完善区域城镇体系建设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当然，小城镇不是越小越好，没有达到一定人口规模的小城镇也是不可持续的。当前乡镇建设中出现“拆旧建新”风，招致圈地乱象的发生，更是祸害无穷，必须坚决反对，保障小城镇发展在合理布局下有序进行。

    ⒋新型城镇化的顺畅持续推进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战略保障，江苏城镇化正是在转轨转型相互推动中走上新路的，今后要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开拓，更离不开改革创新的有力保障。

    传统城镇化的转型，无论是从协调好大中城市与周围农村的关系而言，还是从处理好发展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建设小城镇的关系而言，都必须通过体制转轨和机制创新，突破城乡分治、市县分割的传统管理的体制束缚。江苏在这方面应是有深切体会的。目前，条块分割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城市分工、定位仍然不明，在市县彼此自成体系、“块自为战”下，城镇群体和都市圈内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功能类似的深层矛盾尚未破除，区域性城镇体系的协调性不强，包括都市圈建设进展不快，因而还阻碍着全省城镇体系整体效益的最佳化和综合承载力的应有提升。这就进一步提示我们：新型城镇化开拓上路的过程，必须在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交互协同作用下才能持续推进。

    课题组成员：王霞林、顾松年、沈立人、何干强、徐元明、高 峰、冒名芳、张弛、征汉文、徐 洹

    执笔人：王霞林、高峰、顾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