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共识与宽容

    编者按 完全个人化的审美判断如何具有普遍性，这是18世纪西方美学家着力解决的问题。休谟和康德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经典的解答，对后来的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美的普遍性的基础一直不很牢固，随着20世纪中期开始的后现代思潮的盛行，几乎没有人再相信美具有普遍性，美成了后现代多样性的典型代表。但是，20世纪末美学家们对美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向，美的普遍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对于形成审美共识的原因，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也有人怀疑审美共识的存在。我们今天组织刊发的这组文章，就是对美是否具有普遍性展开的争论和探索，希望藉此有助于认识美和审美的实质，从而认识当前和未来的文化处境。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之所以在审美上体现出高度的共识，原因正在于审美的本性。

    ●如果说后现代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多样性，超文化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文化间美学注重的就是某种能够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

    中国有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西方也有句类似的俗语：“谈到趣味无争辩。”这说明人们在审美上是没有共同性的。康德将审美判断确定为反思判断，以区别于认识活动中的规定判断。所谓规定判断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判断，它是认识判断的典型形式。反思判断是从特殊到一般，它是审美判断的典型形式。由于没有事先确定的概念和准则可以依循，因此反思判断是完全自由的，进而有可能是多样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审美有了确定的标准，人们也不会拿它们当真，因为对审美标准的违背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其他领域中，违背标准，就有可能受到公众的谴责，甚至遭到法律的惩罚。由于在审美判断问题上，既没有抽象的标准，也不会因违背标准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可以充分展示个人的偏爱。所谓审美共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然而，今天的美学家们发现，美是有普遍性的，人类在审美上最容易形成共识。审美差异远没有语言思维、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政治主张等等之间的差异那么大。一些思想家还主张，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审美共识来避免来自其他领域的冲突。

    让我们先来看一些体现审美共同性的具体现象。1994—1997年，俄罗斯艺术家科马和梅拉米德实施了一个名为“人民的选择”的系列绘画项目。他们雇佣民调机构来调查人们对艺术的偏好，范围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10多个国家。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人民在审美判断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最受欢迎的颜色是蓝色，其次是绿色；人们更喜欢具象绘画而不是抽象绘画；最受欢迎的画面构成要素有水、树木和其他植物、人物（尤其喜欢妇女、小孩和英雄人物）、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包括野生的和驯化的在内）。从科马和梅拉米德以民意测验数据做指导画出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喜欢的风景画似乎出自一个原型，即东非那种散落树木的草原景观。科马和梅拉米德的调查结果与一些环境美学家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一些美学家据此提出这样的猜想：人类之所以都喜欢东非大草原的景观，原因在于人类起源于东非大草原，在每个人的遗传基因里还保持着对发源地或者“故乡”的记忆。这种进化论的假说遭到了一些主张审美多样性的美学家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人类之所以在景观美的看法上体现出高度一致性，原因在于全球化的传媒、广告和图片等产业的影响。由于草原风景是这些产业的优选风景，具有不同审美观的人们都在消费这些产业的同样的产品，由此人类的审美观被逐渐塑造成为一致的了。但是，主张审美共同性的美学家会反过来问：为什么现代传媒、广告和图片等产业都喜欢采用草原景观呢？难道这些产业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偏好不是刚好可以证明审美普遍性的存在吗？而主张审美多样性的美学家会继续反驳：这些产业选取草原景观是偶然的，是从业者的个人趣味的体现。如果最初的从业者喜欢沙漠，将沙漠作为这些产业的优选景观，受其影响，今天的人们最喜欢的景观就不是草原而是沙漠。

    事实上，无论审美差异论者还是审美共识论者，他们都承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审美共识增强了。他们的分歧在于对形成审美共识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认为审美共识是遗传基因决定的，一方认为审美共识是全球化商业影响的结果。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基因影响论者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才体现出高度的审美共识？如果人类对景观美的看法受遗传基因的影响，那么，人类从一开始就会体现出高度的审美共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人类学家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审美观非常不同，他们之间的审美共识是在不断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对商业影响论者来说，他们在解释为什么那些相关产业会偏好草原景观的问题上总显得证据不足。如果那些产业将沙漠作为优选景观，难道我们就会真的喜欢沙漠吗？这种假定既不可证实，也违背常理。

    我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之所以在审美上体现出高度的共识，原因正在于审美的本性。当说审美判断难有共识的时候，这种说法只是适合于某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在审美判断问题上受到的制约都最小。借用康德的经典说法，审美判断是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由于没有功利、概念、目的的限制，在审美判断上就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往往是限制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因在于它们的限制不同，依据限制而形成的内部共识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实际上是限制的多样性，内部共识的多样性。在某个方面限制程度越大，内部共识越强，体现出来的文化风格或差异就越明显，不同文化之间要在这个方面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换句话说，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强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难形成共识。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弱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容易形成共识。通过这样的解释之后，我们发现审美差异与审美共识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审美共识建立在审美差异的基础上。不过，我们需要强调，审美差异局限在同一文化内部，审美共识体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审美共识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只有不同文化之间有了深入和普遍的交往之后，才会发现实际上人类在审美上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康德曾经用一种独特的说法来概括审美的特征，比如，无功利而令人愉快、无概念而普遍有效等。如果可以套用康德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可以说审美共识是无共识基础上的共识。

    这种无共识基础上的共识，跟那种建立在遗传基因上的共识完全不同。前者可以庇护多样性，后者则必然导致匀质化。一些美学家之所以不承认审美共识的存在，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强势的普遍论会给某些非主流文化造成压力。为了避免这种压力，追求绝对普遍性的超文化美学近来有向文化间美学发展的趋势。与超文化美学单纯追求审美共识不同，文化间美学在追求审美共识的同时，又力图保持审美多样性。如何能够做到既追求共识又保持多样呢？对于文化间美学来说，尽管审美共识依然十分重要，但不像超文化美学家主张的那样，这种共识是事先决定了的（比如，由遗传基因决定了的），而是一个尚未实现也许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换句话说，审美共识，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追求的未来的理想，而不是现在或过去的事实。一方面，理想是共同的，因此可以支持审美共识；另一方面，理想是尚未实现的，因此可以庇护审美差异。我们可以将文化间美学的这种主张称之为理想影响论，以区别于基因影响论。基因影响论在标举审美共识的时候不能容忍审美差异，而理想影响论则希望能够兼顾二者。总之，如果说后现代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多样性，超文化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文化间美学注重的就是某种能够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

    就既强调共识又庇护多样性来说，我与文化间美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我不认为审美共识的形成建立在人类具有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我所倡导的那种建立在无共识的基础上的共识，依据的既不是基因，也不是理想，而是宽容。基因指向过去，理想指向未来，宽容指向现在。将审美共识建立在过去的基因或未来的理想上，都是既不切实际，又容易导致匀质化，而将审美共识建立在现在的宽容的基础上就可以避免这两个方面的缺陷。

    事实上，人类在审美上之所以容易形成共识，是因为在审美上人最容易达成宽容，不仅因为审美判断的后果不会严重，而且因为审美状态本身就是同情，就是宽容。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宽容，审美共识的达成并不以牺牲审美差异为代价。这种基于宽容基础上的共识的构想，在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和而不同与天人合一之中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能够将审美经验中培养起来的宽容扩大到其他领域，那么避免或者减弱其他领域中的冲突就不是没有可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