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许德珩与吴阶平的一段佳话

    我的祖父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首任主席。吴阶平教授是九三学社的第三任主席。1952年,吴阶平教授受我祖父的影响加入九三学社。1986年,吴阶平教授以其精湛的医术,挽救我祖父的生命于垂危,这两件事情都是鲜为人知的。

    1986年1月初,祖父以96岁高龄参加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住在京西宾馆。1月6日早晨,北京医院的护士在给我祖父注射胰岛素时发现他有些发烧,于是动员他住院治疗。这一次祖父比较服从医务人员的意见,当天上午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201号病房。经医生检查,发烧的原因是脚气造成局部感染,导致丹毒。

    当时,祖父的下肢有一条红线已经从脚部蔓延到膝盖以上,说明他的腿部淋巴管也有炎症。医生马上采用当时的高效抗菌素治疗,同时做了血液培养,希望找到对菌株有效的抗菌素。两天以后,祖父的病情开始恶化,体温上升到39摄氏度以上,持续十几天高烧不退。这期间,北京医院曾经数次向中央保健委员会发出病危报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曾经到医院看望祖父并嘱托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卫生部崔月犁部长多次与医疗小组商量抢救方案。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13天之后,祖父奇迹般地退烧了。进入4月,祖父的身体处在康复当中,他自我感觉好多了。一天,他自行将导尿管拔掉,导致膀胱大出血。即使每天输血几百毫升,他的血色素仍不到6克。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到病房查看祖父的病情时对我说,许老这样持续大出血很危险。我们判断,造成出血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拔导尿管导致膀胱损伤,另一个是膀胱癌。我们准备在第二天上午给他做膀胱镜检查,如果发现是膀胱损伤,就采用烙铁止血的方法治疗;如果发现是膀胱癌,依许老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年龄都不能承受手术治疗,只好保守治疗了。

    看着吴院长,我想起祖父常常夸奖吴家人才济济,兄弟数人各为一科的医学权威,若他们共同开一家医院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吴氏四兄弟,吴瑞萍、吴阶平、吴蔚然、吴安然分别是儿科、泌尿科、外科、免疫学专家)。我对他说,吴院长,能否请吴阶平教授来会诊一下?他回答说,你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去联系一下。过了一会儿,吴蔚然院长回来对我说,我找到吴院长了(吴阶平教授当时任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即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他现正在南京出差,明天就乘飞机赶回来。

    第二天,吴阶平教授从机场赶到北京医院为我祖父会诊。在会诊会上,吴教授认为做膀胱镜检查的方案不可行,一方面很痛苦,高龄的祖父不一定能承受得了;另一方面此方案只能检查不能治疗,如果发现膀胱损伤,需要采取其他方法治疗。他提出经腹腔打开膀胱检查的方案。此方案手术视野直观清晰,患者痛苦较小。如果发现膀胱损伤,烙铁可以从创口直接进入膀胱止血。

    吴教授还建议手术后在膀胱上造瘘导尿,便于冲洗膀胱,也可以避免长期插导尿管所带来的痛苦。吴教授的方案得到北京医院和我们家属的赞同。第三天上午,祖父进入手术室,经腹腔打开膀胱后发现了膀胱损伤的出血点,按照吴教授的方案,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吴阶平教授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祖父的生命。

    手术后,祖父的身体逐渐恢复。但是经过这场大病,他再也无法自己独立行走了。9月,祖父坐轮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到人民大会堂,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

    通过此事,我同吴阶平教授熟识起来。在以后的交往中,他曾经多次对我讲述他参加九三学社的经过。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4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身为九三学社领导人的许德珩慷慨陈词。他的发言铿锵有力,受到与会人员的欢迎,令当时在场的吴阶平十分敬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吴老深情地说:音容宛在。

    1995年,吴阶平主席撰写《继往开来,阔步前进》一文纪念九三学社建社50周年。在该文中,吴阶平主席再次记述了这段往事:“当天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有双方和谈代表及在京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我亲耳聆听了许德珩同志发表的铿锵有力的讲话,深感钦佩。这是后来促使我加入九三学社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9年10月17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医院北楼202号病房庆贺祖父步入百岁之年。吴阶平副主席与周培源主席等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向时任九三学社名誉主席的祖父祝贺生日并合影留念。这张九三学社的首任主席与第二任、第三任主席的合影弥足珍贵。

    1990年2月8日,祖父因病在北京逝世。祖父与吴阶平教授之间的这段往事是九三学社历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一段佳话,于公于私,于国于家,我将永远珍藏在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