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同成长

    作者简介:刘泽思,1982年生,德国人,德文名Matthias Goebel。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业博士生。从小在中德两国之间来往。目前在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驻华总部任战略与集团发展部经理。

[编者按]

    我国“十一五”期间,在华外国人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从今天起,本版将陆续刊登在我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国友人感悟中国的文章和访谈。

    我出生于1982年,属于人们常说的“80后”。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经常会有一种很有意思、但同时也很不谦虚的错觉:北京这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都与我们一起成长起来了。我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在我出生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那个时候的北京乃至全中国仍处于一个较落后的状态。我很小就来过北京,对当年的北京仍记忆犹新:三环路尚未修通,路上看到一辆汽车的感觉好比今天看到一辆兰博基尼;朝阳公园、中关村等地方买不了房子的原因不是房价过高,而是根本就没有房子，仅是一片荒地。当然,那个时候的我在国外就更加“落后”:没有父母的关爱,就连温饱也无法解决。此阶段的中国唯一拥有的是决心:必须改变,必须成长。“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我这个“假”北京人也受到感染。

    随后中国开始了其从落后国家到世界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北京环路等其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高楼大厦的不断增建、以北京汽车等企业为代表的工业迅速发展、GDP屡次翻番等现象在我的眼里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毕竟我也在发展:GDP翻番,我身高也翻番，大人开始开车,我也开始骑自行车。最重要的也许是科学领域的进步:北京居民的普遍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为现在人们强调的科学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我出生的当年,第一批通过高考入大学的青年刚刚毕业。在众多国内外“老师”的支持下,他们承担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责任。我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我的导师姜明安老师正是这一批青年建设者之一。通过与他的接触我了解到“文革”时的“无法无天”和今天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法制建设是一种十分困难的任务,但再困难也要改变,不行也得行。结果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陆续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依据,大力完善行政法领域的立法基础,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随着我个人的成长,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见识。小升初、初升高、上大学,读研;成家立业。这一切的变化和小进步使得我从婴儿变成了成年。而成长的路上最令我难忘的时刻发生了，在我大概15岁左右上初中的时候,当时的我比较喜欢数学和物理。有一次考试,老师出题的时候出现了小问题,严格意义上说,该题无法回答。结果经过我的力争,老师做了相应的调整。按理说这是件小事,我相信老师自己很早就忘了。但对我而言,此事意义重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向别人学习的过程中,除了越来越接近老师还有超越老师的可能,甚至说还有超越老师的必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同样开始从“学徒”变成“师傅”,尤其在中国的“十一五”期间，国外看中国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看到的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十年劳动得来的丰厚货币积蓄、中国一汽、五大银行等世界级企业、全球最快的动车组,而且不久后它还会看到“中国制造”的客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中国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榜样,对多年以高枕无忧的心态大规模地花下一代钱的欧美国家产生了一种十分健康的压力。

    从我个人经历来看,中国前阶段的经济建设工作取得了惊人的结果,但此结果主要集中在“量”这一方面。又以我的专业为例,目前虽然还有不少的领域仍需进一步立法,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提高已有法律的执行程度。对于中国来讲,今后几年最大的挑战也许不在于继续“做大”,而在于有效地转变发展方向、使综合国力有更大提升。考虑到我个人的上述发展目标,我心里又产生了那种不太谦虚的错觉:我与北京、我与中国同时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