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化的个性

    洪振宁 1954年生，浙江温州人。现任浙江省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省社科联常务理事，温州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长期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编著有《宋元明清温州文化编年纪事》、《温州改革开放30年》。（照片为王曙 摄）

    演讲人：洪振宁

    地点：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地处吴越与八闽之间，区域空间并不大。

    北宋开始，陶瓷业、丝织业、造纸业、造船业、制盐业等，都很发达。温州的漆器，制作精美，商铺不少。古代温州人兼业现象突出，往往是既种田也做小生意或兼手工业。手工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小。温州人靠勤（勤于劳作）、靠群（集群运作）来弥补以小做大。

    温州文化，其“局”不大，但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在传承创新中不断得以发展，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有其共性，也有个性，区域特色鲜明，基本特点是：平民文化、集群运作和俗中尚雅。

    宋元明清时期的温州文化

    温州文化的发展，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近千年的历程中，主要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文化事件？

    宋代三百多年间，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中国平民文化新风的兴起，南北移民不断徙居温州，加以温州人不懈努力，如温州当时有永嘉“九先生”前赴中原学习借鉴新文化，积极参与推进新文化的发展，继承创新，以至于“浙学之盛，实始于此”。

    这一时期的温州，人才辈出，文风尤盛，“温多士，为东南最”。温州人屡创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温州文化的创新品格得以生成；文化交流日益加强，温州由文化接受区转变为文化输出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温州人的独特贡献。

    元朝，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不到90年，温州人再创新业绩，文化事件可记载的不少。

    南戏史上有：搬演祖杰事，编撰《白兔记》，创作《琵琶记》；诗文史上有：李孝光的散文《雁山十记》，刘基的寓言《郁离子》等；语文史上有：值得推举的《六书故》的出版，中国第一部研究古汉语虚词的《语助》；地理学史上有：交通史籍名著《真腊风土记》；绘画史上有：被推为第一的王振鹏的界画；医学史上有：法医学名著《无冤录》，现存最早的本草歌诀全本《图经备要本草诗诀》；天文学史上有：史伯璿提出的地体暗虚论，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月食论的精彩论说之一；宗教史上有：摩尼教的遗存，也里可温与道教争锋，道教东华派传人的编撰，佛教有大休正念为日本镰仓禅宗作贡献、古林清茂名扬大江南北。

    明代270多年，温州文化在不断交流中取得新的发展。异军突起的山人文学，其主将康从理、洪孝先、何白等人，都是走南闯北、乐于交往的；全国第一的永嘉弈派，平民抱团，驰骋棋坛，为温州赢得良好的声誉；为朝廷服务的黄淮、章纶、张璁、谢庭循、姜立纲、赵士桢等人，在文化创造上屡有佳绩。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方志多，诗人多，外地名家大师来温留下的作品多。

    清朝，前期的温州文化，一度沉寂。至乾隆末、嘉庆初，在秦瀛、李銮宣的推动下，温州文化呈现出再次复兴的发展趋势。“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温州人有志气，创立了众多“文成会”，助学兴学，办教育，推进温州文化的新发展。

    晚清近代以来，一批文化名家相继出现。如孙希旦、孙衣言、孙锵鸣、方成珪、黄体芳、孙诒让、黄绍箕、陈虬、宋恕、陈黻宸、洪炳文、黄庆澄、刘绍宽、黄群、林损、马公愚、郑振铎、周予同、夏承焘、方介堪、苏步青、王季思、董每戡、苏渊雷、缪天瑞、夏鼐、郑野夫、唐湜和客居温州的冒广生、弘一法师 等人。

    晚清知识群体在温州崛起，他们继优秀传统，开风气之先，创办求志社、利济医院（医学堂），整理刊刻永嘉丛书，兴办新式学校，力图普及科学，唤起民众，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以彼之长补吾之短”，鼓吹变法维新，主张开议院、广言路、更制举、培人才，往往是以旧瓶装新酒，但与那个时代的先进分子一起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也把温州文化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

    近现代温州文化在创新中发展，有着大的变化、新的提升。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再向大家专题汇报。

    回顾温州文化创新、发展的历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和概括温州文化的区域特征。

    平民文化

    温州文化，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平民文化。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的又一次重要转折。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城镇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平民文化兴起，世俗文化勃兴。简单地说，用上海学者虞云国教授的话概括，那就是：“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夫平民的文化。”

    举宋代科举制度改革为例，宋初实行“尚文抑武”的“右文”政策，恢复科举后，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入仕之途，科举面前人人一视同仁，不问家世，不关阀阅，以其“学问”而定高下，鼓励士人读书进取，通过一系列改革，宋代的科举考试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庶族化倾向，在真宗朝以后的历榜进士中，平民庶族地主和下级官员出身的士子，开始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礼部放榜，合格进士中无一人以权门显名，到了仁宗朝，13榜进士中，竟有12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布衣之家。科举制度的改革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宋代平民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反映到了习俗层面。

    宋代温州，出现了下层文人、书会才人集体创作演出的永嘉杂剧，又称南戏或称戏文，又有以“四灵”为主体的永嘉诗派，还有以尚简之风影响中国的永嘉医派，以主张事功而著称于思想史的永嘉学派，布衣平民著书、上书现象突出，等等。温州文化人，包括部分外来温州的文化人，努力就佛教、道教、儒学、医学那些高深难懂的理论不断地加以“俗化”，使平民百姓容易接受和使用。

    这本是时代之新潮，而在温州，文化人能够走在前列，开风气之先，生成了后来温州人的一贯品格和精神风貌。

    唐代永嘉玄觉的《证道歌》，至北宋风靡民间，人人受持，以至于妇女儿童也能诵读。玄觉受到普遍欢迎，与他主张积极入世和歌行式通俗表达有关，深而浅达。

    1965年，在温州市郊白象塔出土的北宋观音坐像、天王像等，已开始呈现世俗化、生活化趋势。温州佛教的兴盛与平民文化有关，根基是生存压力，为的是“众生之生”，乃“治生即道”也。

    道教来自民间，温州道士则主张“大隐市廛”，倡居俗修道之风。夏元鼎撰有《悟真篇讲义》，卷六认为：“有志之士若能精勤修炼，初无贵贱之别，在朝不妨为治国平天下之事，在市不失为士农工商之业。”

    南戏，是平民群体的艺术。《南词叙录》中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同书又说：“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张协状元》来自民间，曲牌的民间色彩极浓，曲白多口语俗语，有的曲文与民间歌谣无异。

    南宋“永嘉医派”应民众之需求，以“易简”为宗旨，努力追求简约，将高深繁复的医书简化为只收载30余首常用方剂的小册子，成为给一般民众救急备用的医方书，风靡一时，盛行于世，甚至到诸方书皆废的程度，被当时奉为“近世名医之薮”。元代又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本草歌诀全本《图经备要本草歌诀》，以七言诗述药，简约，易记。

    永嘉先生所撰《八面锋》，人持一册，家传人诵，与六经并轶，风靡一时。陈傅良讲学、文章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尤以“太学诸生”为著，其研习科举程式之作，当时士人“人争诵之”，引发“追星”式的轰动效应，“时文靡然由之一变”，发展为“乾淳太学体”或称“永嘉文体”。诵习陈傅良文的有“儿童兼老辈”。宋末《论学绳尺》称“止斋之论，论之祖也”，影响波及元、明二代。

    “永嘉四灵”诗派反对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追求诗歌创作上的“通俗晓畅，清新灵巧”，更多地反映土俗民情，努力诉说民生疾苦，宋诗为之一变。清代学者全祖望总结宋诗史时指出：永嘉四灵出，宋诗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南宋温州文学的不断发展，以至于进入元朝产生了郑僖的反映市民生活的言情小说《春梦录》。清代《游瓯纪闻》记载：“瓯妇女多能诗，喜为吴下妆……有女状元周菊香者，善诗文，尤妙解音律，结十番社，诗社于城西，一题出，唱和者多至数百人，皆闺中杰也。”

    永嘉学派在宋元之交也由思想向文化转型，学派转变为文派，向日常生活落实，学者被供奉于学堂，儒学教化通过形式化的仪礼来实现，转变为社群集体记忆而存活。

    温州知识群体中的文化人，往往具有较强的民本思想。从南宋到晚清，一以贯之。

    南宋时期，温州永嘉学派的思想家陈傅良，以变通求实功，把改革弊政的各种主张的着眼点，都放在“结民心”、“宽民力”、“救民穷”上，明确指出，朝廷施政必须“以爱惜民力为本”，“以救民穷为己任”。

    晚清近代的温州人陈黻宸被称为“温州三杰”或称“东瓯三先生”之一，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任教，他主张学习西方史学，认为“史者民之史”，史学应当重视“民史”，以“民事”为重，记录“民人社会之进退”，并作《平民户口表》、《平民风俗表》、《平民习业表》。

    集群运作

    宋代以来，温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群运作。

    温州文化史上，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群群单个个头不大的文化人，善于“抱团”，结成充满活力的“知识群体”，“合指为拳”，合作共生，聚力创新，推动着区域文化的发展。

    集群运作的主要事例有：

    宋代温州涌现了永嘉杂剧、永嘉诗派、永嘉医派、永嘉学派、永嘉文派，温州知识群体结集会社，集群运作。一部书中往往有许多温州作者，如题为王十朋纂集的《东坡诗集注》，二十五卷，是一部版本众多的畅销书，注中所引百家旧注，温州人就有22家。南宋时期，畅销的、流行的大众文化，有不少是温州人群体的创作。

    明代有永嘉弈派。据王穉登《弈史》记载，明代嘉靖年间，有“永嘉弈派”，一度在中国棋坛上打第一。温州棋手鲍一中（景远）是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国手，同时又有李冲、周源、徐希圣等人。稍后又有方家兄弟方日升、方日新、陈谦寿、包幼白、僧野雪郑头陀等人也因棋艺突出，在全国有名望。

    清朝有永嘉“市井七才子”。清乾隆、嘉庆年间，温州城区有季碧山为首的“市井七才子”，卖菜的季碧山、营卒黄巢松、茶馆役使祝圣源、鱼贩梅方通、修容的计化龙、锻铁的周士华、银匠张丙光，七人组成，结成诗社，相互唱和，世称“市井七才子”。

    清代中期的文成会，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光绪《永嘉县志》记载，清嘉庆九年（1804年），陈遇春在温州城区创立“文成会”。众人捐钱，集资生息，以作为文士乡试、会试之旅费。

    自温州府治至省城1080里，至京师4690里，路途遥远，贫寒士子赴考往往望而却步。温州人创建“文成会”，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靠众人之力，改变赴考路途遥远、资金不足的状况，继续以集群合力运作，寻求温州教育与文化的新发展。

    随后设立的有永嘉场梯云会、南乡文成会和武成会等，这种做法在温州地区很普遍，今天的苍南县金乡镇小学还立有《金镇文成碑记》，记载金乡镇“文成会”之事。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100余年，到清光绪年间废除科举之后。文成会之创立，乃温州人集群运作的又一创举。

    至晚清近代，推波助澜，温州形成了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群体”，如求志社、慎社、瓯社等，又有最早的公共图书馆雏型的心兰书社，靠集群运作，陈虬等人创办了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报等，温州人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屡创中国第一。

    温州文化在传承创新发展中采取集群运作的方法，与温州文化的多样性有关。

    温州历史上，多次移民，移民带来了外地文化，但又没有完全征服本地的原有的文化，于是加重了温州文化的多样性；多教共存，道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各个宗教虽历经兴衰和变迁，但它们在温州共生同存，有的还相互混杂，民间的宗教文化与居于社会主流的儒家文化相互补充、融合会通，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温州文化的多样性；多种方言，瓯语、闽语、“蛮话”、“蛮讲”、畲话、金乡话以及大荆话、罗阳话等，随着南北移民集聚温州，不同方言在温州交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谁也征服不了谁，谁也代表不了谁，形成了一种碎状割据的文化形态。

    相对说来，温州文化是后发展的。但它一成气候，就洋溢着市民气息，贯穿着商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涵摄性，即同化力，往往求同伐异，排斥异端，而温州由于地处边缘等原因，其文化呈现多样化形态，且兼容中又注重变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人们容忍差异，理解多样，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养成了一种朴素的多元共生的心态。

    温州文化的多样性，其意义是有利于造成一种容许创新的社会氛围，但由于自身碎状态的特点，其缺陷和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温州的“小”，十分突出，“做大”屡屡受到方方面面包括文化上的制约，温州人是一靠“勤”，即勤于劳作，二靠“群”，即集群运作，来克服“小”的。

    俗中尚雅

    温州文化在发展中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俗中尚雅。

    宋代以来温州文化的发展过程，至少有三个要素在动态生成中交织：民俗文化、市井艺术、本土哲学，即：温州的大众俗文化、南戏以及后来的鼓词、竹枝词等、永嘉学派为核心的理性传统。后两个方面，滋养和丰富着温州的大众俗文化。

    南戏以及后来的鼓词、竹枝词等艺术样式，以情感的方式，激励着温州民间的大众俗文化，打开生活的想象空间，给温州的大众俗文化注入创新活力，让平民百姓在众生欢乐之中增添创业生活新的感悟。

    而永嘉事功学派等哲学精神，以理性的方式，引导温州民间的大众俗文化，开辟理性生存的道路，提升人们的生存创业智慧和理性创造力量。

    温州民间的大众俗文化，是世代累积、承传创新的。南戏之所以首先在温州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由于温州民间有着强大丰富富有创新活力的俗文化。

    文化名家郑振铎，出生在温州，青少年时代成长在温州中心城区，他写作了一部《中国俗文学史》，在第一章中，他对俗文化的特质，作了概括，郑先生说俗文学：她是大众的，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的但也是粗鄙的，想象力奔放的，是勇于引进新东西的。到了成为正统文学的一支的时候，那些特质便都渐渐的消灭了；原是活泼泼的东西，但终于衰老了，僵硬了，而成为躯壳徒存的活尸。

    而外来温州的包括在温当官的文人，有的迎合平民趣味，有的则想教化百姓，提升“俗”文化，有的则从温州这块土壤中吸收了独特的灵感和营养。士大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世俗流行的下层文化，而且有意创作反映世俗生活的文艺作品。

    宋淳熙五年（1178年），袁采任乐清县令，立意“训俗”，撰写一书，教谕世人，使“田夫野老、幽闺妇女”都能明白，使人“能知”、“能行”。书成后，他取名为《俗训》，后来书名改为《袁氏世范》，在书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本书具有鲜明的训俗和教化特色，语言质朴通俗，规范便于操作。

    明朝时，在温州做官的何文渊、文林等人，比袁采做得更多，他们修缮学院，提倡儒学，刊刻《儒志编》、《木钟集》，创建文天祥新祠，重刻谢灵运像碑，重修谢公亭、梦草堂，改东岳庙为东瓯王庙，甚至拆毁永嘉玄觉真身塔，力图改造温州俗文化，俗中尚雅。在温州文化交流发展史上，改造与反改造此起彼伏。

    清代中期秦瀛、李銮宣等人的做法有所不同，他们致力于培养本地文化人才，支持创办“文成会”，鼓励以集群运作的办法来复兴和繁荣温州文化。另有一些官员还借助通俗文学形式，和温州文化人一起，大量创作“红花词”、“竹枝词”。嘉庆、道光年间，潘宗耀、金璋有《红花谣》、《红花词》，歌咏温州三四月间妇女买红花染布的民风习俗。道光年间，徐荣在温州当官，创作了《玉环竹枝词》27首。这以后的同治年间，郭钟岳、钱子奇、方鼎锐、戴文俊在温州为官，步徐荣后尘并升温，相互唱和，歌咏温州民俗风土，有《东瓯百咏》、《温州竹枝词》和《瓯江竹枝词》。

    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不少文人旅游温州的雁荡、江心，留下大量诗文、绘画作品，成为温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赵之谦旅居温州。在温州城区，许多从未见过的花木和奇形怪状的海中物产，把他带入观察自然和写生的新境界。青年赵之谦大胆地将乡土物产绘入图画中，流传今天的画作有《瓯中物产图》、《异鱼图》等。这两幅长卷，是赵之谦打破传统绘画题材禁锢线的大胆尝试，被誉为“前无古人的杰作”，对这位中国画坛巨匠而言，具有划时代的纪念性。赵之谦开海上画派之先河，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温州的这段生活对他的艺术生涯和艺术创新是特别重要的。

    1923年，朱自清先生在温州任教，给省立十中撰写校歌，并留下一组散文《温州的踪迹》。他的儿子朱闰生曾经非常感谢温州这片土地给予父亲朱自清的灵魂滋润。他说：“温州相对安定的生活给了父亲短暂的恬静，使他写出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美丽的山水给了父亲创作灵感，使他写出了《绿》；温州人淳厚的人文环境给了父亲启迪，使他写出了《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温州社会的生存状况给了父亲激情，使他写出了《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文人带给温州以文化新名片，尤其是给俗文化带来雅的质素，而温州给予文化人的馈赠也是丰厚的。

    俗中尚雅，交流中创新，交流中发展，温州文化往往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多种文化共生互生，涵摄融汇。

    现在，我们理解的所谓涵摄，所谓的融汇发展，是说：温州文化是正在全球化之中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正如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或多或少同时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强化的社会转型，其中没有哪一方比另一方更具有意义。这种方法考虑好像是把无数的细线编织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纺织品，一旦编织在一起，就不可能再安排每一根线承担专门角色了，每一根细线只有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才具有价值和意义。

    温州文化正是世界文化、中国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不是封闭的一口井水，而是犹如活的海水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