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要跨三个“门槛”

    目前，自主招生改革是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全国最早发起自主招生联考的五所院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的招生负责人王化深教授认为他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对于自主招生,他主张不要妄评谁是谁非,而是在高考制度的设计改革实施上注重合理性和规范性。为此,他提出了几个观点,本报记者将之归纳为自主招生要跨越的“三个门槛”。

    门槛一:为考试招生立法

    记者:考试招生立法已经有教育部门和资深学者提出过,但不知为何没有定音。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化深: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其行为都应该遵守“游戏规则”。那就应该依据《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制定有关考试、学校招生的法律法规。

    我不是法律工作者,但我深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若想在某个领域实现公平就应该用该领域的法律来衡量,高考更不能例外。目前,我们还缺少这样的法规,使得该领域可能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可能性。现在,社会对高考的关注度可以说是最高量级,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很神秘”,从业者认为“很辛苦,也很冤枉”,对错是非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有法可依,谁“撞线”就治谁,对错自明。

    细心分析,自主招生热点实质并不是媒体炒作的生源大战,目前,所谓各个集团中的高校并不缺生源,那么为什么会引起媒体战?主要原因在于涉及面太大,难免会被认为是“抢生源”、“小高考”等。再者就是考生和家长没有弄清楚各校的简章和条件,只是把自主招生简单的理解为“优惠20分”,增强了其“热烈气氛”。我并不是说,联考就不好,主要是组织形式问题。

    我们北京五高校地理位置很近,专业的行业特色鲜明,规模类似,2005年就开始了联考试点,主要是想为了让考生省事,减少考生负担,另外,各校也可减少考务工作量,经过报名选拔使得少数学生来校进行一天的笔试面试,即省时间,又解决了考试安全问题。目前我们五校考虑和交流最多的是如何规范面试的环节,尽可能较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各校都有一些很好的做法。

    6年试验下来,我们认为是成功的。为什么其他学校搞起了联考,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值得思考。如果“有法可依”,如果各校都遵纪守规,自主招生试点工作一定是成功的。现在,全国有80所高校具有自主招生试点资格,北京就有20所。但是,自主招生毕竟占千万考生的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农大和中央民族大学均未参加自主招生试点,我以为这是他们的办学自主权的体现,也许还有更多的考虑。

    门槛二:要对所有考生“机会公平”

    记者:考试公平一直是社会尤其是考生家长关心的话题。如何确保自主招生的公平?

    王化深:高考带有“选拔人才”职能,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为所有学生提供参加“选拔”的机会提供“机会公平”是可以做到的。

    各校不应限制学生所在的学校,不应该将“不知名”中学的学生拒之门外,更不应该为自主招生设置极其苛刻的条件。今年教育部对此有明文规定,比如推荐和自荐并举,不得设置中学范围等,各校应该照文执行。我们学校今年虽沿用了每年踊跃报考本校较多的所谓“生源基地中学”可推荐少量学生报考的方式,但也允许其他学校的学生自荐报考,对二者的审核是一样的,即大家的机会平等,考核成绩平等对待。

    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教育欠发达地区或素质教育较弱的中学学生在当前自主招生的条件下的“机会”问题不可回避。以前在选拔时许多学校十分重视“全面素质,成绩优秀”而忽略“培养潜质、浓厚兴趣”,使得这些中学的学生进入自主招生行列机会较少。

    另一个话题就是自主招生选拔的社会环境问题。前年我们五校召开的100所中学校长参加的校长论坛,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中学的推荐问题,各地校长有不同的观点。北方的几位校长认为,他们最了解自己的学生,应该相信校长的推荐。而南方的几位校长认为,校长也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要这个推荐权为好,还是以大学的考核为主。我认为,社会环境还没有达到完全实施这些工作的程度,因此需要试点、总结和完善才能展开。

    因此,高考招生不能仅仅认为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招生部门的事,是全社会的事。大家在批评的时候还应该提供建议和承担义务。

    我们也在思考,高校自主招生等特殊类招生工作是否可以延伸到中学。如果中学的学业考试、综合素质测评(成长记录)、大学中学教师联合指导的兴趣小组等能为高校所用,配合高招统考,就用不着当前兴师动众的非统考类的考试了。

    门槛三:招生与培养、就业应实现联动

    记者:不管是统考招生,还是自主招生以及各类招生,各校都用大量的办法做宣传、咨询,甚至为吸引生源想出了一系列的招数,甚至有些学校之间被媒体称为“生源大战”,可谓下了大功夫。

    王化深:招生的生源再好,培养理念与方式不行,毕业生难以优质就业,只能说办学是失败的。所以,大学没有必要过分的在“争夺生源”上下大功夫,更多的精力应该花在培养和管理上。

    我们这个部门负责学校招生和就业,是学校名副其实的“守门人”。因此我们积极倡导招生和培养、就业联动。每年学校都要把招生、教务(研究生培养)和就业部门召集在一起,从就业逆向研究我们的培养乃至招生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自主招生试点工作强调了学生对某一专业有“浓厚兴趣”。但各高校每年毕业生都有大约5%-10%的不能按期毕业或拿不到学士学位。在这些学生当中,极少数有突发事件、心理或生理上的问题影响了学习成绩,大多数是对学校或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如何在选择学校和专业上给学生更大的余地是我们招生工作应该思考的。配合学校比较宽松的转专业政策使学生愿意学,学得好是高校的任务。

    另一个问题就是因材施教。我们的各类招生都强调了学生的“特长”,无可厚非。但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是否在这些“特长”上发挥好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按现在的培养方式及考核标准,你的数学考了再高的分,其他任何一科不及格还是毕不了业。这类学生入学后,我们很多学校没有一个适合他们学习的氛围和因材施教的策略。这些学生是相关招生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以优良的成绩和具有个人特色的专业特点进入校园,但又成为我们现有教育体制的受害者。所以我提出应当使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就是着眼于此。

    本报记者 朱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