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纷乱，毛病出在搞乱了人心

    （老聃曰：）“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jīn）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

    ——《庄子·外篇·在宥》 

    “到了夏商周三代，天下一惊一乍，惶惶不可终日。往低下里说有夏桀、盗跖等坏人，往高往上面看有曾参、史鰌，还有儒家、墨家双双兴起。于是乎天下人你高兴我不高兴，你犯傻我忒精，互起疑心，你善良我别扭，你诚信我忽悠地互相讥讽攻击，互相批判，天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光景；由于对待价值与道德根本的观点、理念相左，性情、生命的自然情理发生了混乱与纷歧；天下喜好智谋，百姓也就纠纷不断了。于是乎用重刑砍锯人体，用规条衡量处罚、揪出罪犯，用椎子、凿子要人的命，或者又钻又砸地用重刑追究罪行。天下这样纷纷乱乱起来，毛病就出在搞乱了人心上。”

    中国文化对于行政、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首重管好人心，而老庄的观点是人心本来就好，问题在于管制者是否扰乱了人心。要管人心，同时认为你管糟了管过分了就会反而把人心搅乱。这前后两个观点都很有趣，很“中华”，也还有点互相矛盾互相制约。古往今来，有各种各样的统领人物，埋怨自己所负责管理的地盘、行业、时间段，百姓不好管，民风或刁悍，或狡黠，或浮躁、乖戾、奢靡等等。尤其是我国官员，还常常倾向于认为今不如昔，越是想当初，越是相信早先百姓质朴憨厚听喝好管。庄子则在此认定，如果某时某地发生了百姓心思被搞乱的情况，责任不在百姓而在上层之求治太过。上边求治心切，就要说许多好听但未必现实的话，说多了这样的话，百姓也都学会了忽悠，吹泡吐沫。还有，如果上头用超高的标准求全责备百姓，百姓很快就会学会用超高标准求全责备高官。为了求治，上边还要运用绳墨到处划线，告诉百姓可以这样走，不可以那样走。线划得复杂了，引起反感，引起纠纷，引起不同的解释，制造走擦边线的狡猾，乃至造成从小纠纷开始，发展成互相举报揭发，因人划线，以踩线的罪名报私仇等等。求治心切，反过来则觉得乱象严重，深恶痛绝之馀，定要用重典酷刑，于是出现冤案，出现争执，出现公报私仇。

    总之，社会风气也罢，民风也好，哪个不与头领有关？上边喜欢豪言壮语，百姓则能吹牛冒泡，而且一定逐渐学会说话作文先扣大帽子。上边喜欢悲情煽惑，百姓则善哭闹拼命。上边喜欢阿谀奉承，百姓则会虚与委蛇。上边喜欢教条主义，下边就会懒汉习惯，嘛事都是照抄照转。如果自上而下是一级压一级，自下而上也就会是一级骗一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喜细腰，宫女饿死。上喜放火，下喜点灯，甚至上喜挂灯笼，干脆好事者到处放火的事情也是可能发生的。

    庄子来绝的，来彻底的，他干脆认为，一切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见解、标准、法度、礼仪、管制、刑罚，都是乱世先乱心之道。所有的提倡与崇信，其实都暗示着挑战的可能、颠覆的可能、作伪的可能、争执的可能，既有放大的可能，也有打折扣走过场应付差事的可能，因此都是在自乱阵脚，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价值反被价值误，治理反被治理误。当初想忽悠百姓的，最后变成了百姓忽悠上层，乃至成了百姓忽悠、捣蛋、造反的精神武器。

    而那些惩罚、刑律、规矩、礼仪呢，更是搞虚的，搞吓唬人的，至少是搞表面的文章，这些东西越多，离真正的大治就越远。

    孔子喜欢例如周公时期，庄子也喜欢往日嘛也不懂的时候。我从上小学就学会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说法，至今此风此调仍然重弹不已，延续了几千年。看来，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际关系与行政方略的某种程度的复杂化，与北京猿人、河姆渡文化、半坡村遗址的社会文化相比，现在的华北、华东、西北地区的社会结构、行政运作、人文思潮……已经不知复杂到了凡几了，这与庄子面对东周的天下大乱情况便一心向往古代的情况又一样又不一样。不管农牧民这样的思古之幽情是多么地有理，历史不能回到昨天，复杂也不能依靠诅咒来消除。

    人们应该正视现实也正视历史，历史不能用美色涂抹。人还应该正视复杂化的不可避免。历史并不是直线往好了更好处变，也不可能是直线往坏了还要更坏处变。人应该活在当下，当下复杂也罢，不复杂也罢，都是你的事。

    （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