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骚独领“第三极”

    高原病,一个困扰人类的医学梦魇——美国等发达国家虽设立专门机构潜心研究,却始终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而今,中国在征服高原病上独领风骚:我国急性重症高原病发病率由15.6%降到1%以下,病死率由37%降到0.5%以下。

    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主任高钰琪和他的团队。

    2008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授予高钰琪一等功勋章;2010年12月,他被总后勤部评为“科技金星”。

    “你们必须守在这儿,我也是!”

    青藏高原,人称地球“第三极”。

    高钰琪永远忘不了,1985年随老师第一次上高原巡诊,心理受到的巨大震撼——一些年轻力壮的高原病患者,白天还在抢救,晚上就剩下一张张床了。高原陵园里埋葬的众多官兵,很多死于高原病。

    “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守在这儿!”在喀喇昆仑山海拔5120米哨所,官兵们坚定地对高钰琪说。官兵的话让高钰琪泪流满面,热血沸腾:“我也是!”他下定与高原官兵共存亡的决心。

    从此,高钰琪挑起国家战略需求——征服高原病的重任。

    我国有近25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地区,高原常住人口达8000万,很多部队驻扎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高原必须有人建、边防不可无人守。不征服高原病,军队哪来战斗力?

    高钰琪以26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在高原病研究、高原重大卫勤保障等方面刻苦攻关、创新进取。长年在高原环境下工作,高钰琪患上慢性高原病,皮肤粗糙,头发稀疏,岁月把他雕刻成“平原上的高原人”……

    1999年金秋,高钰琪被任命为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系主任,成为我军高原军事医学研究的领头人。2007年2月,由他领衔完成的《高原病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标志着我国高原医学研究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这只是一个“代表作”。10多年来,高钰琪带领高原军事医学系,承担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81项,获得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国家专利9项,编写制定国家标准1部、军用标准3部,研究成果填补多项世界空白。 

    “即使付出生命也值得”

    高原军事医学研究是一个新兴学科,需要大量来自现场的数据和实例。高钰琪每年要上高原二三次,每次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三四个月,足迹遍布所有5000米以上的高原基层部队。高原病一样威胁它的研究者。一次,高钰琪在高原上突发高血压、头疼欲裂,并伴有强烈的高原反应,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医生嘱他卧床休息,高钰琪哪里躺得住——病床案头上,摆放着他根据自身情况所做的高原病征记录:大脑的眩晕、呼吸的频率、眼睛的感受、心脏的跳动……“只要能征服高原病,即使付出生命也值得!”高钰琪说。

    就是在系里开展实验,他也是天天“上高原”。这个“高原”,就是高原军事医学系建成的亚洲最大、最先进的低压氧舱。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舱内,不用半个小时,就会从平原环境直接上升到海拔5000米、气温-25℃的“珠穆朗玛峰”,与高原高寒缺氧环境完全吻合。低压氧舱工作对人体的影响,比高原本身还大。因为高原的环境是稳定的,而低压氧舱要不断变换、制造不同的海拔高度和气候环境,造成人体内分泌紊乱和诸多功能退化,更为严重的是会对大脑造成损伤。高钰琪年复一年,与战友们奋战在低压氧舱内,“精卫填海”,不舍昼夜。

    “健康保护伞”撑万里

    在高原军事医学系军事医学地理教研室里,有一幅用蓝色、红色记号笔反复圈点的高原地图,笔触遍布川藏、青藏、新藏线,以及高原边防线上所有兵站与哨所。高钰琪和他的团队行程60余万公里,在这些地方为高原军民撑起“健康保护伞”。

    由于撑起“健康保护伞”,建设青藏铁路的近20万大军,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从事重体力劳动,无一人因为高原病死亡。

    由于撑起“健康保护伞”,玉树地震发生后,军地高原病、高原反应患者1324人,统统得到成功救治;救援大军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高钰琪带领的高原病防治专家组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

    高原官兵的健康,始终是高钰琪的最大牵挂。他带领同事们广泛开展“高原铁汉守边关,我为战友送健康”、“驻百日高原军营、走百所高原边哨、服务百个高原基层单位”等系列为官兵服务活动,宣讲高原病防治知识,进行健康检查,救治高原病患者,受到官兵热烈欢迎。他还率领团队,围绕拉萨、三十里营房、阿里等六个点,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和边境一线,构建起“六点三线一边”的合作服务网络,形成较强的高原军事医学卫勤保障能力,为维护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本报通讯员 花 晓 刘胜江 本报特约记者 唐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