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特区,“魅”在哪里？

    核心提示：2010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一些地方大力推进“人才特区”建设，探索人才管理创新模式。“人才特区”建设在全国势头兴起。

    北京中关村提出建设中国层次最高的国际化人才特区的五年计划，建立健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人才发展环境，抢占国际人才发展的制高点。

    天津市在滨海新区重点先行先试一批重大人才政策和工程，每年至少投入1亿元，打造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聚集高地，形成人才排头兵效应。

    无锡市则提出“5年建成人才特区，10年打造东方硅谷”的口号，提出到2015年，人才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率达47%的量化目标。

    武汉、上海、厦门等城市也先后结合自身实际，推出“人才特区”建设战略。

    “特”在政策上对人才“松绑”

    记者：作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起草制定的参与者，你认为当前“人才特区”建设的意义究竟何在？

    吴江：规划纲要中提出，鼓励地方和行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与国际人才管理体系接轨的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通过这些改革实验区，在局部范围、特殊领域内，创新一些更加灵活的人才政策，营造一个更加优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接轨国外通行的人才政策和国际惯例，破除一些不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障碍，在相关政策上对人才“松绑”进而发挥人才“特区”的辐射作用和示范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加以普遍推广应用，打造一批人才优先发展的样板，就是“人才特区”的重大意义。

    “人才特区”之“特”说到底就是允许有更加宽松的改革权和试验权，允许人才管理模式和政策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允许在与国际人才管理接轨上突破现有的体制政策限制。“人才特区”建设在全国风声水起，无疑反映出各地、各部门思贤若渴，招才引智的现实需求，必然会促进人才的政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也必定会产生一批新鲜经验和先进典型。经验在基层、创新在群众，没有这些地方基层的创新和试验，就不会带来人才大发展的好局面。 

    记者：你对“人才特区”有何期待？

    吴江：“人才特区”首先是服务发展的人才特区。无论在人才引进、人才评价、人才流动、社会保障、人才国际化等方面的试验，都要紧密扣住本地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要结合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创新人才政策和机制，以形成自己的人才比较优势。

    “人才特区”建设需要注重与国际人才管理的接轨、需要注重国际上可比性的东西。为此，我们要把每一个“人才特区”都办成解放思想、解放人才的大学校。通过特区这个“学校”使人才真正解放出来，使我们人才管理者的思想解放出来，培养造就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管理大师。

    “魅”在为人才提供事业平台

    记者：“人才特区”如何能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汇聚？

    吴江：同建立经济特区一样，“人才特区”建设也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引进海外人才的关键，不是福利待遇问题。当然，你也不能让人家来艰苦奋斗。创新人才真正需要的是事业平台，需要风险投资，需要研发团队，需要人力资源服务，需要销售市场和政府采购，需要产业链条配套，需要更少的行政干预，要围绕这些研究优惠政策问题。

    当然，也不要光盯在特惠政策上，“人才特区”更要关注体制机制的创新。要把人才的引进、培养、选拔、评价、发现、保障、激励这些机制真正在特区运作起来。相比政策问题，体制机制难度更大。比如职称评定、执业资格认证，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解决跨国跨地区的互认评价等。 

    记者：“人才特区”引智过程中，“给房子”、“给资金”等优惠政策引起了一些争议，对此你怎么看？

    吴江：确实，现在大家维权意识比较强，群众对这个问题认识有差距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一方面是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机遇对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但人的能力、才干、价值是有差异的，所以带来了结果的不平等。我们传统上平均主义的文化传统很浓，很难接受人才的冒尖。任何一个历史的开创，都是少数人在前面趟路，而趟路的这些人，不仅要有能力、有胆识，而且是最辛苦、风险是最大的。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普惠性的人才政策环境建设，要创造一个人人都可成才的政策环境。俗语说，“招来女婿气走儿子”。这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儿子”的基本保障还是要提供的，让他有条件也能够成功，要创造机会的平等和公平。不论资历、不论年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贡献与成果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这样全社会的人才活力和潜力才能被激发出来。

    意在打造世界人才高地

    记者：有人担心，现在人才特区建设会出现和当年一些地方开发区建设一样“跑马圈地”的情形，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吴江：“人才特区”要做出特色，要有整体规划，理性科学地设计。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始试点工作，特别是针对一些长期存在的、带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体制机制问题，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地方和机构作为“试验区”。中央应加强对“人才特区”的指导，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实验。要能以点带面，从特惠到普惠，发挥“人才特区”的辐射作用，将实验区的小环境逐步影响改变大环境。

    此外，在“人才特区”建设过程中要加强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要使“人才特区”起到辐射作用，就离不开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把好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制度、法律，所以“人才特区”建设还需要专家、学者多蹲点，深入基层，看看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

    记者：那么各地“人才特区”除了要有特殊的政策，在建设中还应注意什么呢？ 

    吴江：在新的形势下搞“人才特区”，必须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人才特区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高、有利条件多，人才基础好，容易搞出成效。但是，这也意味着条件越好“特区”越要高标准。发达地区的人才战略是瞄准发达国家的竞争战略，要用国际化标准衡量，创造比发达国家更为有吸引力的人才高地，而不是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争夺人才。

    本报记者 李 可 通讯员 何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