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庄子·外篇·骈拇》
小的无知或荒谬会影响一个人的取向立场，大的无知或荒谬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又有麻烦，惑与性的关系，可能惑大而易性，可能惑小而易方，这算不算性呢？如果性是单向的，铁一样坚强的，不可更易的，那还怕什么惑？如果性本身就包含着惑的因子，性与惑也正如灵与肉、理与欲、善与恶、真与伪、慧与蠢一样，它们注定了会交织在一起，共舞共鸣，造就出奇妙的、令人困惑的也是绚烂的人生乐章。
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
——《庄子·外篇·骈拇》
自从虞舜以仁义为标榜而风行天下以来，天下人都急于疲于讲仁义、行仁义、闹腾仁义，这难道不就是用仁义取代了自己的本性天性了吗？
如果人性中本来就具有仁义的因素，讲行、闹腾的目的只是弘扬这一面而不是让人的恶德泛滥，仁义是不是注定了会与人性相矛盾，会成为天性的六指与赘疣呢？
人性也堪称是洋洋大观：仁义、道德、爱心、欲望、利己、利人、贪婪、嫉妒、恐惧、焦躁、自保、护短、忧患、逍遥、和谐、浪漫、幻梦、好斗、记忆、遗忘……人性，这是一个内宇宙呀，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就立论、著书、授业、宣扬，然后与抓住其他方面的论者势不两立、血战到底，陋矣哉！
完全不说仁义与完全依靠仁义，与完全否定欲望或只知一味纵欲，都是太天真了吧？完全没有道德，与视道德为万能，靠道德以救世，忽视发展这个硬道理，都是太幼稚了。
人的易犯毛病之一就是简单化，何况远在先秦，两千数百年前！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庄子·外篇·骈拇》
所以我曾经就此试为立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普天之下，差不多都是用身外之物改变歪曲了自己的本性天性。低层次的小民为了利而牺牲了自己，层次高一点的读书人为了名而不惜殉了自己，大夫——有地位有官职的要人们将自身献给家族，圣人即少数精英代表人物呢，为了治国平天下也不惜牺牲自己。
这样几类人，事业不同，名声、说法不同，他们为了身外之物伤损了天性、牺牲了自身则是并无区别啊。
庄子的这一段关于人被外物所主宰所牺牲的论述，非常接近于后世关于异化问题的认识与争论，可以说是异化论的渊薮。在我国，异化的问题在二十多年前引起过轩然大波。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却原来，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周其人已经发现、思考、讨论了关于异化的问题，关于文化与价值从为人服务变成了人为文化与价值服务的问题。当然，庄子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能提出这个问题，能提出这个大困惑、小困惑的问题来，已经是了不起了。
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庄子·外篇·骈拇》
天底下到处是送命牺牲。为了仁义而牺牲掉自己，人们就会说他是君子；为了财货而送命呢，人们就说他是小人。送掉性命是一样的，但是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类。其实说到他们伤害生命，损害天年，盗跖也就是伯夷，命送掉了，再分别君子与小人又有什么意思！
这些议论非常大胆，富有颠覆性。这尤其可以说是对儒家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可杀而不可辱也……对于孔孟来说，生命、天年是从属于仁义道德的大观念大价值系统的，性也罢，命也罢，都必须服从并升华到仁义道德的层面，才有意义，才有光彩，才是天地之正气，才能流芳百世，否则只是苟活，只是偷生，只有耻辱，叫做生不如死。而老庄，尤其是庄子，把正常维持与养护生命提高到天道、自然、天命的高度，他坚决抨击一切不是让人好好地活下去而是让人送命的道理、主张。珍惜生命，珍惜天年，这当然是对的，但除此之外再无追求，再无底线，再无价值理念与尊严，再无除了个人生命安全以外的对于家庭、社会、族群、国家直到全人类，直到对于永恒与无穷的宇宙的任何责任与关心、感恩与挂牵，则也是未免偏于一隅，叫做以偏概全，叫做生硬做作，叫做 难以成立。
（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改动。）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