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的亚洲经验

    人权的保障是先于经济发展，还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这是一个老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两个主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经济发展不能回避人权问题。普遍来说，个人自由不能受到限制，或者被视为死板的法律义务。个人自由一直被视为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的先兆，在许多方面至今依然如此。

    这种观点看似无法辩驳，直到亚洲国家的一些经验证明了其他通向繁荣的路径也是可能的。以韩国为例。如今，韩国是一个富庶的中等发达国家，也是一个人权得到广泛尊重的民主国家——至少以国际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韩国曾经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之后不断朝着自由国度的方向转型。在分析韩国时关键的一点是，经济发展与人权并非相伴相生的，人权要落后于经济发展。自由和民主对发展并非不可获缺，而是发展的一个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是：发展和人权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松散的。

    最重要的范例是中国。中国有声望以全力支持重新定义人权观念，并可能给出他们自身正确的解释。抛开政治纷争，坚持之前的假定，生存权是一种很基本的人权，这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更好的生活条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富裕的国家并不会面临这种问题。无疑，他们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明晰。稳定是保证发展的一个关键词。胡锦涛主席说：“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中国并没有否认人权的价值以及民主的概念。尽管如此，将它们与稳定相联系需要引入另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如果社会环境被认为不够成熟，对人权的捍卫可以被推迟。中国的立场是，议会选举可以被推迟，像教育、物质进步、消费和医疗保健等“真正的”人权更为重要。中国没有为实行正式的民主制度而设定时间表，这也是时间至关重要的原因。这样做使得中国不必做出承诺，而能够放手继续发展，直到未来某个时候对于不同模式的引入变得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需要。到了那个时候，任何压力都将消失。到目前为止，中国路径的可持续性已被证实有很强的适应力。这种持续性已经击败了主要的两大预测：一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再增长，二经济成就最终将导致中国拥有不同的制度。北京已经证明了实际情况与之相反，并表明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其自身的优先次序。

    （作者系意大利智库“亚洲观察”副主席、波伦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