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包括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贵州赤水、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等在内的,反映白垩纪以来中国南方区域地壳演化历史的六处“红层”地貌捆绑申请“世界自然遗产”成功,国内关于此次“申遗”的各种报道和讨论一直未停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报道并不是讨论与“世界自然遗产”相关的科学、文化意义,而是“申遗”中,各级政府不惜血本的“经济投入”以及“申遗”成功后“世界自然遗产”这块牌子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人们关注的似乎只是一个字——“钱”。
9月27日又有媒体报道,崀山所在的湖南省新宁县作为湖南省扶贫工作重点县,在年财政收入仅两个多亿,可用财力只有1.7亿元,每年财政支出高达9个亿的情况下,自2007年起,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渠道总共筹集了4.5亿元资金用于“申遗”。而伴随“申遗”成功,新宁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申遗’系列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诸如明星演唱会、吉祥物设计大赛、“崀山宝宝”等活动逐个展开。因此媒体用“破釜沉舟的大手笔”来形容新宁县的此次“申遗”活动。“申遗”成功,给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县带来了“无限的机遇”。用当地领导的话来说:“要把崀山的名声炒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了当下中国许多地方积极运作的“商业活动”。即使是一次失败了,还可以再追加投入,重新包装,再赌一把。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这“世界自然遗产”的标签带来的投资回报率真是太高了。
“申遗”的地区能够在激烈的竞选中胜出,当然值得国人骄傲和庆祝。但冷静下来,我们便会发现,国内这“高烧”的“申遗”现象中却存在许多“病症”。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申遗”的首要目的,正如《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所表达的那样,是要在展现自然给予人类神奇恩赐的基础上,宣传科学知识、宣传保护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申遗”以及相应的旅游开发,是为了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更好地了解我们生存的地球和她的演化历史,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旅游是展现“自然遗产”的一个途径,也是学习相关科学知识的一个途径。伴随而来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条件的前提下,更主要也应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特殊自然地理地貌。
但反观现在有些地方的“申遗”,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大家关注的只是“世遗”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似乎成了一个能够使有关地方迅速致富的“巨大的赌注”。然而,在这样充斥了经济利益导向的“申遗”风潮下,在硬件软件方面均未准备好迎接“巨大机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的“申遗”模式真能带来可预期的前景、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