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长期苦闷:看到古籍整理的标点、注释和翻译,一些论著在引用古书时,经常误解,以致谬误百出,却不知如何去根治。
归纳其致误之由,不外下列六点:
一、因繁体字而误。如“适”(kuò)误为“适”的简化字,“宁”(zhù)误为“宁”的简化字,“愿”(朴实、善良)误为“愿”的简化字,等等。
二、不明古代制度。如袁枚文,今人标点为“八人者素拳勇,直前击去。舆夫蟒服珊瑚冠,肩公而行”。八人是八位总兵,穿蟒服,戴珊瑚冠,一般舆夫并无此等官服。“击去”之“去”是使动用法,即八位总兵拳击原来的舆夫,使之离去。标点者误此“去”为“一巴掌打过去”的“去”,以致如此断句。
三、不明出处。如把袁文标点为:“守当夕,戒惟敬。”此由不知《礼记·内则》:“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
四、不明文法。如“角巾散服,徜徉山水,若忘其为国老者。然銮舆南巡,公三逢盛典”,不知“然”是比拟之词,即“那样”或“似的”。如《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
五、不明字义。如“某以宰相子出守郡,虑其气盛,故逆折之,使知朝廷仪,适将谦谨以有成也。”此由不知“仪适”为一词,《后汉书·窦融传》:“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注:“犹言仪注。”即礼节。
六、不明文意。如“其行事坦坦,而肃章奏,文集成辄削稿”,应点为“其行事坦坦而肃,章奏文集,成辄削稿”。
针对上述六点,可以肯定的是,根子就在于从小未读过应读的古书。
现在,读了汪少华教授的新著《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我非常兴奋。因为他的具体做法,就是告诉我们:要整理古籍,要在论著中引用古书,要在辞书编纂时正确释义,要在语文教学中解释准确,必须坚持“守正”原则。
对“守正”,汪教授认为,(一)不轻易否定旧注成说,而应究其所以然;(二)旧注有歧说时梳理考辨,审断从善;(三)纠正现代辞书与今人新解的偏误,并阐述致误的原因。
李建国先生对“守正”提出:(一)不为利禄而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二)不曲学阿世、枉道从人;(三)不断借鉴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成果。(见汪著序二)
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最可喜的是汪教授这本新著完全体现了“守正”精神。从事训诂工作的人,只有具备了这种“守正”精神,才能从汪教授这本新著中学习他如何运用传统而科学的训诂方法,不断实践,解决种种疑难问题。
这些年来,学风非常浮躁,原因在于以学术殉利禄。这种观念不变,你是无法卒读此书的。我希望有心人能从头细读此书,看作者如何发现问题,又如何解决问题。好在此书所举诸例,都是一般文史工作者所习见的,很多是以讹传讹,习非成是,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试看汪教授他真是细针密缕地做功夫,在力求完备的资料后,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论证,最后得出无懈可击的结论。我读此书时,就像从前读高邮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诸书,时或觉得豁然贯通,更多时发出会心微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和我共享此种乐趣。
不过,最后我还是一句老话:要达到汪教授此书的希望,只有四个字:好学深思。
汪教授能解决这么多问题,首先是好学。从他论析问题时的旁征博引,可以看出他的根柢多么深,而知识面又多么广。“孔明”的“孔”,我一向就是解为“很、甚”的;“差强人意”的“差”,和副词“颇”,都有“稍、略”与“很、甚”之别,我过去只有模糊感觉。“羊狠狼贪”的“狠”、“岁亦无恙”的“亦”、伍子胥的“坐行”等,都使我受益良多。
此书是汪教授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书名原题《训诂方法与实践》,正式出版时才改为《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这可以看出此书特点在强调“实践”。传统训诂学原本重在实践,即以今言释古语,使读者能顺利地读懂古书。而现代训诂学则运用现代先进的理念、方法,去总结训诂实践中的理论,从而指导新的实践。落脚点都在“实践”。然而实践不是盲目的,所以,必须重视方法的训练。汪教授此书在方法论上可以给读者无量的启发。读者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好学深思,那么,我开头提的六点致误之由,都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