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诗人徐迟

    徐迟（1914-1996），离开我们已有14个年头了。他是我的乡前辈，我自“文革”结束与他初识，他的诗作、译作、报告文学集以及自传体随笔《江南小镇》，插架在我书橱显眼处，时可翻阅。由于他的《哥德巴赫猜想》闻名于世，如今人们只知他是一个报告文学家。其实，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徐迟的诗

    最近，《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出版。作为编辑之一的陈子善教授说：“我们这一次编选，把各种风格、倾向和流派，基本上都兼顾了。具体到作家个人，比如徐迟，他在1949年后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影响不小，但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其实是‘新感觉派’诗人。”

    徐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文坛，那时他只有20岁，发表了意象派的诗，出版过意识流小说，也写过许多动人的情歌，是戴望舒、施蛰存为首的“现代派”中的一员。以1939年为界，徐迟早期诗作，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作品重意象，诗味朦胧幽邃。如他的《二十岁人》诗集中，《都会的满月》一诗开首就有“写着罗马字的/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代表的十二个星/绕着一圈齿轮”，最富诗意的有：“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又如《我及其他》一诗：“我，日益扩大了/我的风景/我！倒立在你虹色彩圈的IRIS上，/我是倒了过来的我。”这些诗句，主要是“去暗示事物而不是清楚地陈述他们”（见威尔逊《阿克儿的城堡》），充溢着意象派的风格。

    卢沟桥的枪声，抗日救亡的呐喊，使诗人从迷茫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徐迟1938年5月,挈妇携雏，离开了故土南浔, 离开了孤岛上海,到了香港。在香港，徐迟遇到了他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引路人乔冠华。在乔冠华、袁水拍、郁风等人的帮助和指引下, 他在1940年初冬，到了重庆。

    近日，我整理书箧，翻阅旧书刊，无意间翻出了由孙望、常任侠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这本竖排的诗集，小32开，暗红色的封面，书装平常简洁，1943年7月由南方印书馆出版。版权页上印着重庆民权路37号。翻开目录，前面两首是徐迟的两首长诗《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

    诗集由常任侠先生于1942年12月14日写了前言。他说：“这里我选取了三十六个人的诗，有如三十六枝芬芳的花朵。虽然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姿态，但都是美好的，可爱的。因为用着争取自由平等而流的血，去浇溉培育的产品，所以显得那么灿烂，那么壮健鲜明。一个新的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艺术，用这样的装饰，才能使新中国的土地，充实健康，用这样的声音，才能歌唱出新中国人民热烈跃进的精神。我们新诗人的行列是绵长的众多的，产生的作品也是丰富的，这里只采撷这一点点，送给前进斗争的兄弟们，并为胜利祝福。”

    对诗人徐迟，如今，我们知道他抗战时写了《在前方--不朽的一夜》、《太湖游击队》等诗文，对于《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两首长诗，所知甚少。其实，那时诗人的脚步，从兰州到酒泉，从陕北到天水，其足迹插到苏俄边界。经过几年的磨砺和锻炼,徐迟已经成了一个心向共产党的左翼文化人。

    《中国的故乡》这样开头：“黄帝的子孙：/我们还记得吗？/你们知道吗？/中国的故乡在那里？/中国的故乡在西北/我们的故乡/文化的故乡/在秦陇盆地/在陕西和甘肃。”诗人还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去怀有江南的乡愁，因为抗战的大后方，那时在西北。诗人呼出：“我们抗战的根据地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的反攻条件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胜利的基础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也是关于抗战的一首长诗，“前方有了一个空前的大胜利，/后方有一个慰劳团派出来了。/……士兵们一堆一堆从战壕里出来，/……后方的大城市，/为这次胜利出了号外。”虽然今日读来有些口号化，但在当时战争年代，带有强大的鼓动力。“一片青云飘过来/在关隘上一座/锣鼓大声笑了/她们跳出最后胜利的大舞蹈/到那一天，四万万五千万人/都疯狂地，这样地、这样地跳动着。”徐迟的这两首长诗，读来感人肺腑，让人重温抗战风云。

    徐迟，17岁开始写诗，18岁时在《燕大月刊》上发表处女作《开演之前》，22岁出版了第一本集子《二十岁人》。诗人彭燕郊在回忆徐迟时曾说：“徐迟是一个知识非常全面的诗人，很了不起。诗写得好，散文写得好，翻译也很好，他译的书不是普通的书，几十万字的《巴马修道院》是他最先译出来的，《托尔斯泰传》，英国人莫德写的，最权威的传记，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译的，都是大部头的东西。他还非常懂音乐，年轻的时候就出过两本关于音乐的书。”

    今天，我们也许只看到后起的九叶诗派的成就，而忽略了一大批现代派的诗人，有些诗人的名字为人早淡忘，甚或被时代所掩埋。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以及抗战开始，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艺术反思、调整与转化后，现代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可以说，徐迟正是在现代主义诗歌之路上，洒下了探索者的一份心血，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迹，才使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并且产生了穆旦这样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

    徐迟之死

    读着土黄纸的、每一个字都要细详的《现代中国诗选》，从而想起我与徐迟诗人的交往。上世纪70年代末，他和妻子陈松暂住南浔小莲庄，我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他卧室小坐片刻，他便带我往嘉业堂藏书楼旁的小河边散步，边走边谈诗，虽然那时他已很少写诗了。邵燕祥说：徐迟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的报告文学也是当诗来写的。“诗人”不仅是徐迟的第一个身份，也是最根本的身份。他的诗学转型乃至人生选择，都体现出了一个诗人的秉性和气度。此话说得极是。

    尔后，我和徐迟接触渐多。凡他回乡，我总能当面向他请教，还为他拍摄了许多照片。我请他写字，每次他都笑呵呵的，从不拒绝，没有一点大诗人与报告文学家的架子。

    1996年12月18日夜晚，我突然间接到讯息：“著名作家，83岁高龄的徐迟，12月13日凌晨，于武汉逝世。”后来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李辉的《悲徐迟》一文。他写道：“就在一星期前，李小林（巴老女儿）与我在电话中，谈及想请徐迟为《收获》开办一个专栏的设想。昨天晚上，我告诉她这个噩耗。她连声说遗憾，说如果早一点与徐迟商定，说不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997年1月3日，施蛰存老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徐迟是老友；他最早的诗，是我为他发表于我编的《现代》月刊上的，由此成名。解放后，特别是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刊于《人民日报》），由此大名鼎鼎，然由此而自高自大，不认老朋友了。去年，回南浔时来我处，小座即去，与他相对无言，我们已谈不拢了！”又说，听说他续弦后，伉俪不合，闹了离婚，新夫人把他的钱都刮光了，以致郁郁不乐，终至自杀，恐亦当“自负赢亏”了，怪谁呢？……

    秀州书局第53期（1997年1月20日）简讯上，转载米舒（曹正文）先生1月6日电话说：“冯亦代先生认为徐迟跳楼是狂躁症所致！”并转载了范泉先生1月11日从上海的来信：“……徐迟兄孩子徐津、徐延、徐建、徐音正向其父亲的朋友征稿，编成纪念集《送徐迟远行》（暂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我想，对于徐迟之死，应该说“黄昏恋”、“狐独感”之类的原因，是事物的触发点。对已达84岁高龄的诗人来说，这根本不太可能造成他会去跳楼的。至于施蛰存老的说法，我亦不能苟同。金钱对徐迟那样高龄的人，也已不太那么重要了，至少他还保留着一份作为高知的退休工资。至于所谓“狂躁症”，则没有迹象。无论哪类病，在未发展到顽症、绝症时，平时总有一点迹象会发生过；而在徐迟先生写与冯亦代的最后的信上，他说于武汉的生活状态很好，每天专心在电脑上写文，闲时喝茶读书，根本没有这类病症。从徐迟在《笔会》上最后一文《我与计算机》的字里行间，也读不出这类迹象。

    记得李劼先生有一文《山顶立和海底行》，阐述了生命本源的意义。他说：“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人生具有本然的修炼意味，只是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但不管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人生总不外乎呈现为向上和向下这两种生命状态。”因此，我们能不能说徐迟之所以这样诀别，是不是生命和艺术到达顶点之前、追求美之极致时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不是在结束生命之际，他把自己生命之本，献给了毕生追求的美呢？我们这些人，对一位纯粹的诗人，对他所追求的人生之美的困惑，也许是无法体验的。                            

    （本文编辑   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