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王国维

    《王国维/大家国学》，王国维著，于闽梅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28.00元

    近代学人中那些巨匠、大师，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而他们的华章、名篇，依然熠熠生辉。如何准确解读，当然尤应受到我们的关注。借用胡适的话，这也检验着当代学子的“解读力”。

    且举王国维的一序一文。

    《三十自序》，唯一的自传

    近见新编《大家国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李学勤总序，分卷辑录近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著。其《王国维》（于闽梅编）“学术自述”，列有如下编目：

    《静庵文集》自序

    《静庵文集续编》自序

    《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

    ……

    骤见以上三序，不免疑信参半。因为，我曾编写《王国维著译书目》（《王国维年谱》附录，齐鲁书社1991年版）。扼要地讲，就是《静庵文集》，1905年上海《教育世界》社刊行，商务印书馆代售，这是王国维自编的第一部文集，卷首有他本人写的序言，此即《〈静庵文集〉自序》。确信无疑。

    但是，《静庵文集续编》是王国维去世以后补编的，且在目录后赫然印有“门人赵万里辑”。在时间上，王氏自编《文集》限于1905年秋八月，主要收录1904-1905年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的《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代表作如《红楼梦评论》。而赵辑《续编》，则主要是《文集》问世后，相继刊于《教育世界》及其他方面的佚文。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去世之初，由罗振玉编印之《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8年版），并未收录《静庵文集》；嗣后，重新编印《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长沙石印本），这才由赵万里（王国维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时的助教）补编，并作为《静庵文集》所附之《续集（编）》，一并编入了《遗书》。既然如此，何来《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及《自序二》呢？

    我带着这样的疑窦先翻检《〈续编〉自序》。正好，正文后附有编者注：

    即《三十自序》，作于1907年3月，载《教育世界》第六期（按，应为“丁未第六期”），总第148号，选自《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按，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1940年商务版《遗书》影印，下同）。

    再检《〈续编〉自序二》，亦有编者注：

    即《三十自序二》，作于1907年3月，载《教育世界》第十期（按，应为“丁未第十期”），总第152号，选自《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这里的关键词是“即”。也就是，编者将王国维的《三十自序》（及《自序二》），当成了《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及《自序二》）。这样的篇名“移栽”，显然出于对王氏原《序》的误解，完全错了！

    实则，《三十自序》原题《自序》，分上下篇，上篇（或“前篇”）“述数年间为学之事”，下篇（即《自序二》）叙“为学之结果”；因为写于王国维“三十而立”之年（1907年），故赵万里在其投湖自溺当年（1927年）撰《王静安先生年谱》，还称之为《三十自序》（辑入《续编》仍用原题《自序》及《自序二》，无“三十”字样）。这是王国维“五十之年”的一生中所写的唯一的自传，对于我们了解王氏生平、思想、学业，尤其是他由醉心“西洋学术”而转攻“经史小学”的“学术转向”，至关紧要。论述近代哲学和思想史，如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说史》（1947年），都曾分别引述了王氏的《自序》及《自序二》，足见其经典性的历史文献价值。

    为此，还有必要补述一下“自序”的释义。按照《词源》的解说，（一）叙述自己生平的文章，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二）作者对自己著作的说明，如扬雄《法言序》。以之与王国维“对号入座”，其《三十自序》（及《自序二》），当属于前者，而《〈静庵文集〉自序》则属后者。二者皆可入“学术自述”，但决不可等同起来。这是因为，作为“叙述自己生平”的自序，并称“自述”，稍前于王国维，梁启超感叹“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而作《三十自述》（1902年）；稍后，胡适在他自称的“传记热”中撰《四十自述》（1930年），皆为重要的传记著作。然则，将王氏《三十自序》（及《自序二》）说成“即”《静庵文集续篇》的《自序》（及《自序二》），也就等于说作者“超前”为其身后事，且由他人补辑的遗著预撰“自序”。这岂非成了21世纪“国学热”中新创的“学术笑话”？！

    我这样说，并非有意要给编著者“挑刺”，而是深感我们今天讲“国学”、编“国书”，不可缺乏相应的“国学”常识，包括对国学重要部类史学中的传记之了解。并且想起了梁启超当年在清华研究院讲“历史研究法”，谈及“本人做自传”，曾用“两多二少”概括之，就是：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少；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不少”也就是多。他还如数家珍，一口气列举了《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传》、《史通·自叙》，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等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第五章《年谱及其作法》）我们如果对“史学开山”司马迁以来为数甚众的“本人做自传”有基本了解，又怎会对“新史学开山”王国维的《三十自序》误读，以致闹出笑话呢！

    《尚书》与《诗经》，究竟读懂了多少

    再举他的一文，也被选入了《大家国学》，题为《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举其文，解其意。我因此想起了数年前一篇著名王彬彬的文章。题目记不真切了，但针砭学风浮躁，并以王国维范例，晓谕当世学子，切莫奢谈“国学”，应多读点经典，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文章不长，随笔式的，当然不像作者近顷以“重量级”南大教授揭批“世界级”北大教授汪晖抄袭那样震动学界，但该文发表后亦曾被报刊转载，足见出手不凡，能抓“热点”，有着非可等闲的“学术关注度”。

    不过作为非“名”非“家”的寻常读者，我更关注的却是文章的“实学”。

    何以故？在王教授的文章里，我们看到如是引述：

    王国维说，他《尚书》读懂了十分之五，《诗经》读懂了十分之一二（大意）。

    读书做学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来不得虚假，要不得调皮。《尚书》与《诗经》，究竟读懂了多少？这就是“实学”。

    那么，王国维果真这么说的吗？鉴于文章并未注明其“说”的出处，故不惮迂腐之讥，我去查阅了王国维的原文，出诸这篇《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照抄如下：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诗》亦十之一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之一，《观堂集林》卷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

    盖“不能解”者，不懂也。确实，王国维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操着海宁方言讲授《尚书》，登堂第一句是，“《尚书》我只读懂了一半！”这恰恰“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亦即“懂”与“不懂”对半开；然则，何谓“于《诗》亦十之一二”？“亦”者，辞之省也。就是说，《诗经》“所不能解”，读不懂的，也有十分之一二。他的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笃实不欺的学者态度，至今被传为佳话，引为楷模。

    这么看来，“抄袭”要不走样，亦非易事。起码的要求：（一）读原文；（二）悟原意。要不然，“懂”与“不懂”怎会翻了个儿，倒了过来？所幸，王氏自谓《尚书》“解”与“不解”各占一半，故进入王教授笔底，《尚书》“读懂了十分之五”还算“歪打正着”，说对了；惟及于《诗经》，可露了馅，“读懂了十分之一二”，则全然说反了！

    当然，我辈“后生小子”，纵有误抄错读，并无损于原著，算不得什么大事。这里，有必要重提的是，王国维此文写于1921年，新文化大潮尚未过去。那时，他正在上海滩“地皮大王”、由“房产开发”而致暴富的哈同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极难其选”的“经学教授”，并讲授《经学概论》（此书现由新版《王国维全集》收录）；而他的这篇论《诗》《书》的大文，岂是“文化保守主义”？恰恰相反，其革故鼎新的思想意蕴，开拓一代之学术的文化视野，胡适在1935年撰文抨击“今日学授读经”，曾对之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说：

    ……经过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经应该可以没有疑问了。谁料到了三百年的末了，王国维先生忽然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的承认，《诗经》他读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四卷）

    胡适以其锐利的新文化眼光，热烈称颂王国维此论，乃是揭穿“旧经学黑幕”的“新经学宣言”。同时强调，我们今日对于古经的理解力的估计，也许比王国维的估计还要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指出《尚书》在今日，我们恐怕还不敢说懂得了十分之五，《诗经》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十分之一二，恐怕要加到十分之三四吧。（同上）

    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日呢？为着准确解读王国维，重温胡适的这番论学之言、甘苦之谈，难道不是仍有极大教益吗？其实，遑论对《尚书》，对《诗经》等“古经”，面对近现代灿若群星的巨匠、大师，我们的“理解力的估计”，恐怕都不宜过高，都有必要提醒自己，“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这应该成为“我们今日”的学者知人论事、读书治学之基准，祛浮戒躁，是正学风之基石。

    谨以此与学界同仁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