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近日，第五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和边疆地区考古科研机构的9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交流近五年边疆考古的新收获，用最新的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
文明之光 闪耀高原
近五年来，西藏主动性考古项目成果显著，逐步建立起4万年前至今的文化发展序列，为我们还原青藏高原上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生动图景，更清晰地勾勒出文明发展的脉络。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馆员夏格旺堆介绍，距今40000-7000年前，高原狩猎采集人群与周边人群就有了密切的互动。尼阿底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首个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为人类何时进入青藏高原提供了可靠的科学证据，对建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西伯利亚及旧大陆西部同期文化的关联具有重大意义。
西藏东部、中部和西部新发现的波密县拉颇遗址、康马县玛不错遗址、革吉县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晚期遗存等考古发现，填补了距今5000-3000年期间西藏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这一时段，依靠成熟的粟作、粟麦混作、渔猎和狩猎、畜牧业，人们开始永久定居于高原的各大河谷，建立了高原最早的村落，宣告世界屋脊上文明的曙光已经到来。
距今3000-1400年前，麦作农业和牛羊为主的农牧经济，成为青藏高原的主要生业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更加复杂。在结桑墓地发现的西藏最早的土洞墓及随葬品，反映出这里在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0世纪已出现“王权”。距今1400多年时，青藏高原出现了统一的吐蕃政权。
考古学者不只梳理出青藏高原4万年前至今的文化序列，更有可能将其历史推至十多万年前。夏格旺堆兴奋地表示：“尚嘎岗遗址是高原上鲜有的地层保存良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光释光测年初步结果显示，它的文化层距今十多万年，待测年数据确定，这个遗址可能是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中的‘一匹黑马’。”
一轨九州 同风天下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追求“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城镇、屯戍、烽燧、路网……边疆考古中，常常可见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留下的星星点点的历史印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文瑛介绍，近年来，“统一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成果颇丰。无论是两汉时期丝路北道的重要核心城市轮台卓尔库特古城、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奇台石城子古城，还是可能为唐代柘厥关的乌什吐尔遗址，抑或是唐至元时期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北庭故城，相关研究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主持北庭故城考古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介绍，通过持续考古发掘，北庭故城遗址的形制布局日渐清晰，其中新近发掘的内城北门外台地上的1号遗址，“外墙长34米，还有两个大库房，规模宏大，是有规制的。它有可能是高昌回鹘王国及蒙元时期重要的官署遗址”，甚至有可能就是元代都元帅府。他表示，唐太宗关心下的北庭城规制较高，在布局上模仿了唐长安城，比如说北庭故城也有大横街和主城南北向的轴线，与唐长安城相同。另外，北庭故城东边靠水，西边是一条特别通畅的大路，暗合中国古代风水中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体现出中原文化对北庭故城布局规划的影响。
郭物认为，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军政设置，是中央王朝有效管辖新疆的见证。这里还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区域，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古见证。
在东南沿海地区，考古亦不断证实中原王朝对海疆的重视。湛江市徐闻县二桥遗址，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海边，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境内最南端的汉代聚落遗址，有人推测这里是汉代徐闻县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还有凿基岩而成的窑、环壕、水渠等遗迹。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柏宇亮表示，这些生产活动需要组织专门的劳动力，是普通居民无法实现的；兼之遗址内出土汉代鎏金龟钮“臣固私印”“万岁”瓦当等官署用品，周边墓葬区的墓葬等级比徐闻本地的要高，因而他们推测二桥遗址是一处官方机构，其居住者并非平民。另外，他指出，二桥遗址聚落居住区域，文化层分布面积仅1.8万平方米，不符合汉代万人大县的治所规模，时代沿革也与汉徐闻县城不符。综合各种资料和迹象，柏宇亮认为，“徐闻二桥遗址的规模和建制沿革不具备成为汉徐闻县城的条件，更适合将其定义为治理边疆、沟通内陆和海洋、管控海上航线的一处候官、障塞”。
兼收并蓄 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边疆考古中，既能见到多元宗教在丝路沿线交流并存，也能看到中外文化互融互通，还能看到多民族之间往来融合。
以往的考古发现不断证实新疆历来多种宗教共存，近年来在佛教、景教考古方面又有新发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介绍，2023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了汉、叙利亚、粟特文、回鹘文等不同语言的纸文书379件（组），其中还有一些双面书写文献，一面是汉文佛经或道经，一面是回鹘语景教文献或叙利亚语景教文献。这些为了解唐至元代景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及多元宗教文化的交流、景教中国化进程，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刘文锁介绍，遗址出土的最独特器物之一，就是玉十字架。玉十字架有小孔，应当是基督徒佩戴的挂件。“用玉来制作的十字架，玉的品质很好，而且雕刻得非常精美”，应该是景教中国化的产物。
2023年，在唐朝墩遗址景教寺院主体建筑下，新发现了更早期的景教寺院建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任冠介绍，在早期建筑的墙面上目前已清理出约15平方米的壁画，图像包括带十字架的圣像、骑马圣像、带翼天使像等，“南北壁加起来12个人物，我们猜测可能对应耶稣的十二门徒”。
边疆往往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杨睿介绍，在新疆托库孜萨来（唐王城）遗址，出土了青金石吊饰、戴冠人像陶片等。阿富汗地区自古盛产青金石，而戴冠人像也颇具异域风情，见证着中外交流之密切。边疆考古还见证了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各个族群由多元融为一体的过程。考古发现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吉呼郎图匈奴墓群中，既有用柿蒂形铁花装饰，以牛、马、羊及铁镞等为随葬品的匈奴文化特色，又有浓郁的汉文化因素。“例如棺椁制度、骨筷明显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出土的铜镜、漆器皆来源于汉地，反映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汉匈之间交流日趋密切。”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信泽民说。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向着泥土深处探寻，破译地书中的密码，追溯中华文明悠久的根脉。从塞北到南疆，从高原到大漠，不断“上新”的边疆考古持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