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暮春江南，霏霏雨丝伴着外公的弦板、外婆的吟唱，把我带到上虞丰惠镇南街的“勅五堂”。时光过得真快，122年前，这座已薪传了300年的胡氏古宅，诞下了第九代的第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大牌记者，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被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社会活动家胡愈之。
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他是我们光明日报社的第一任总编辑。
1982年我大学毕业，经过中文系老师们的集体决议，一致推荐我进入光明日报社工作。从那时起，青涩如一枚含羞草的我，便知晓了“胡愈之”这个灯盏般的名字，并就此有了骄傲炫人的夸口……
孰料“天意从来高难问”，眼见着一年年莺飞草长韶华去，直到如今红颜已去，两鬓见霜，我才有机会来到浙江上虞，拜谒“我们胡老总”的祖屋。
祖屋“勅五堂”
从祖上来说，胡家是此地的大户人家。正如我所想，三进院落，四排楼房及多间附属平房，门柱梁气势俨然，雕花窗文雅贵气，整座建筑不见奢华繁复，但求卷帙浩繁。最气势夺人的是有着众多匾牌和楹联：“中翰第”“大夫第”和“东方月上，忙开书卷课儿曹；南亩春来，予诫锄犁修穑事”“二百年祖宅，十一世书香”等。然而，最令胡家世代子孙骄傲的，还是“勅五堂”匾牌，高悬在第一进院落的正房门楣，乃胡氏传家的镇宅之宝。“勅”今写为“敕”，乃皇帝的诏令，是皇上本人才能用的字；“五”在这里是数字。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面藏着一个年深日远的真实故事。
胡氏的高祖乃宋代大儒胡国安。他是北宋哲宗朝进士，被擢为“太学博士”；钦宗时被敕封“太常少卿”和“起居舍人”两职，但皆被他辞官；高宗时又被敕封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两职，国安依然不愿在官场上混迹，只接受了“侍讲”一职，每日严谨端肃地给皇上讲课。后因课讲得好，受到高宗赏识，又被加封为“给事中”一职。胡国安不仅再度辞官，而且竟然离开宫廷，归去衡湘书院，甘心做了一名无官位、无“职称”、无权无势的“人民教师”，最后，气定神闲地以讲学、著书而终其一生。这种不被官场名利所惑，坚持枯坐冷板凳、一心做学问的举止，是中国传统文人们所倍加推崇的典范。不过历朝历代，宦海茫茫，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们口头上唱唱高调而已，没有几人当真的。然而胡国安是真正做到了，五次被敕封而辞官，成了胡家子孙的世袭骄傲，这便有了“勅五堂”。
胡愈之便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慢慢成长起来的。在整座院落的西北侧，有一间小小的“后咫园”，是他与两个弟弟读书发蒙的地方。他的爷爷胡仁耀曾任清代内阁中书，父亲胡庆皆是民国初年上虞县的教育会长，父子俩都是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带动乡里的耕读传家的士绅。那时，丰惠镇还不叫“丰惠”，也非镇属，而是老上虞县城所在地。“上虞”者，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唐尧禅让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虞舜，但其子朱丹不满而作乱，舜避居故里，百官皆相从，从此便有了“上虞”及“百官”之名。另一说是“虞”通“娱”，此既是舜帝的诞生之地，亦是神仙们聚会娱乐的仙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今人完全不必辛辛苦苦地考证传说之真伪，我们已确凿知道，位于古越文化核心区的上虞，在7000多年前，就有原始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壮举；在秦始皇时期（公元前222年），就已被设置为上虞县……壮哉上虞，已经有寿2240岁了！
这些家乡的瑰丽传说，更兼远祖的典范故事，是世代读书的胡氏家族的精神支柱。传到胡愈之幼小的心灵时，在爱国主义精神之上，又加增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时代新萌芽。胡愈之从小便显露出文化上的天赋，从春晖小学到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市一中），他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说来，他还算是鲁迅先生的亲传弟子呢——15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绍兴府中学堂录取，当时鲁迅正在该学堂任学监兼博物课老师，主要管理学习纪律，每晚都要在自修室巡查。有一天正是在晚自习课时，少年胡愈之淘气，写了一篇戏谑同学的文章，当场被鲁迅发现，不过先生没有批评他，只是威严地瞥了他一眼，把年少气盛的胡愈之弄了个大红脸，老实了一段时间。不过十几郎当岁的年纪，正是男孩子最淘气的阶段，过了一些时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把老师同学的绰号编成对仗句、联成文章取乐。正当此脑酣耳热之际，他的举动又被从身后走来的鲁迅发现，其“作品”又被先生读了，这回胡愈之心里真是害怕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等着挨训。不料，鲁迅先生再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发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这两眼等于是两鞭子，抽在了顽皮少年胡愈之心上。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最好的教育就是如此，培养自尊胜于训斥罚责，一下子，胡愈之的“明理花”开了，从此进入人生的正式阶段，再也没犯过此类错误，而是把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发奋读书上。
全才型巨子
鲁迅先生真是慧眼识人，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胡愈之逐渐成为全才型人杰，在新闻报道、编辑出版、文学创作、翻译名著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耀眼的业绩，乃至成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人。
他似乎就是上天派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干将，一生与新闻出版结下不解之缘。1914年18岁时候，他就在家乡的霏霏雨丝中忙碌开了，办起平生第一份小报《利息表》。虽然按新闻规范严格地说那还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但请不要忘记，那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开端。以后的一生中，胡愈之主编过家乡的报纸《上虞声》，向父老乡亲介绍“五四”新文化新思想；接手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和世界语，并刚刚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的“小青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热血沸腾的胡愈之等人主持创办了《公理日报》，跟踪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次日，悲愤交加的他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出来。这可惹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胡愈之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1931年初学成回国，胡愈之在途中访问了莫斯科，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况，在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胡愈之同社会各界联系广泛，社会影响大，比较适宜做统一战线工作，1933年初，以牧师职业为掩护、担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与胡愈之取得了联系。经几次深谈，了解到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和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于当年9月秘密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归中央特科领导，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也不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只与中央特科单线联系，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这一秘密，一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在民主党派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名单，人们才得知胡愈之已经是有着46年党龄的“老革命”了。
1936年5月，“七君子事件”爆发——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位社会贤达，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中共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国民党当局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他们并欲加审判。这一倒行逆施的举动激起民愤，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胡愈之担当起指挥营救“七君子”活动的重任，他组织律师辩护，动员舆论声援，并再次冲锋在第一线，亲自撰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的长篇纪实报道，及时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最终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七君子”无罪释放的胜利。后来，《爱国无罪听审记》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名篇，它的写作过程亦颇有传奇色彩。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记录道：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在听取刚从苏州回来的记者和家属汇报的同时，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为了赶时间，他采取边写、边刻印、边送报馆发排的办法。当时身历其境的胡子婴曾有过这样的记述：“这篇稿子的头已在各报馆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还在奋笔直书。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到胡先生写稿的情形，方信确有其事。”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
此时，这位从上虞“勅五堂”走出的朗朗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站在时代大浪潮前排的新闻出版巨子，更是义无反顾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在他的一生中，参与创办、担任主编或社长的报刊，有《东方杂志》、《公理日报》、《生活周刊》、《文学》月刊、《世界知识》杂志、《新生》周刊、《生活日报》、《国民公论》、《南洋商报》、《南侨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月报》等，达二三十种之多。他还组织了斯诺《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工作，推动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同时他还是民盟的核心领导人，是新中国政协的筹备人之一，曾担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最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
1948年夏天，胡愈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从香港抵达大连，转而奔赴华北解放区。因为信息灵通，密切关注时局变化的他经过缜密思考，得出了“蒋氏政权已经完全丧失民心，顶多还能支撑一年就要垮台，共产党和解放军将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判断，并将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上级领导李一氓。李对此极为重视，安排他专程去平山县拜见毛泽东，并反复叮嘱他一定要详细向毛主席报告。果然，毛泽东认真听取了胡愈之的阐述，又仔细询问了国统区的许多情况。随后，毛泽东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战场上的最新变化形势，作出了更为准确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写成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被委以重任，筹建全国政协，出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担任全国新华书店总经理，筹建全国出版署并任第一任署长，任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和代主席……这些职位可都不是挂名的虚职，比如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即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参与和推动上。在其位必须谋其政，那时，举国上下强调的皆是奉献。“奉献”二字在胡愈之心目中尤其神圣，过去在白色恐怖中他都不怕杀头干革命，现在新中国是自己当家做主人了，当然更得拼命干了！
1982年夏天我到光明日报社人事部报到后，抽时间去了报社资料室，想瞻仰一下《光明日报》创刊号。报社的资料工作做得真好，按月装订，逐年累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资料室有一位陈蕊英老师，中年女性，个子矮小，业务极棒。老同志都说整个资料室的数十万报刊书册全都在她脑子里，你去借什么，哪怕说不出书名，但只要嗫嚅着说出几个字，或蹦出一个词，她也能像现在的电脑一样，一两分钟就从书库里抓出你的所需，其神其奇，宛如当年北京百货大楼的“一把抓”全国劳模张秉贵。传说资料室还有一位盛祖佳老师，也是中年女性，亦能如此出神入化。这两位令当时青葱生涩的我满襟崇敬，心说《光明日报》可真是中国知识界最高端的大报，连资料管理员都如此非凡，真让人太兴奋了！
果然，圆圆眼睛的陈蕊英老师友善地看着我，没等我说完就明白了，顷刻间就捧来了《光明日报》创刊号，那是1949年6月16日的珍贵出品。
那时的报纸还是竖排，繁体字，整个版面如同壮观的兵阵，密密麻麻，风雨不透，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版面最醒目的中栏右上处，是毛泽东的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左侧是朱德的题词，“民主光明”。版面的最左面，从天到地四辟栏的一大块，是胡愈之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有3000多字，要言不烦地提出了四点办报方针，第一是“负责任的态度”，第二是“服务的精神”，第三是“建设的批评”，第四是“忠实的报道”。《光明日报》是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萨空了任秘书长，其办报思路是面向科技文教界、学术理论界、医药卫生界的广大中高级知识分子，以科学、教育、理论、文学、艺术等为主要内容，报道国内外科学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最新动态。
《光明日报》创办伊始，胡愈之在用人上实行精兵主义，讲究报纸内容要充实，效率要高，出报要尽可能早。老同志们回忆说，胡老总非常重视报纸的时评，常常亲自操刀社论和评论，观点鲜明，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同时凭借着他个人的社会影响，胡老总还吸引和动员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撰稿，使报纸第一年的版面上就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吐艳的可喜局面。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光明日报》的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毛泽东特别喜欢看《光明日报》的文艺专版和理论专版，甚至还曾具体关注过版面的调整。后来这一点形成传统，以后党和国家的历届领导人都很重视《光明日报》，一个小小的例子是，2005年我写了一篇报道季羡林先生近况的新闻，里面提到季先生马上就将迎来94岁寿诞，文章不长，是发在2版上的，谁知晚上即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看到了，第二天他就去看望了季先生。
可惜的是，由于胡愈之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后，工作太忙，一年后，他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这令报社的同志们都很不舍。不过，虽然“胡老总”在报社的实际工作时间仅是短暂的一年，但他为这份报纸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创刊以来到今天，《光明日报》已经走过了69个风雨兼程的不平凡岁月，今天依然是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报。
胡愈之之外的上虞人杰
必须还要提及的是，从俨然端肃的“勅五堂”中，还走出了胡愈之的二弟胡仲持，多年后他亦成为著名翻译家和驰名全国的记者，译有《世界文学史话》《愤怒的葡萄》《森林里的悲喜剧》《月亮下去了》《白痴》《俄罗斯母亲》（合译）。新中国成立后著有《抗美援朝运动史话》《世界大都市》等。另外，胡仲持还颇为留意介绍世界风俗，著有《世界性的风俗谈》《三十二国风土记》。接续下来的胡氏第10代中，还孕育出胡子婴、胡德华、胡鸿基等多位对社会有卓越贡献的各界俊才。整个“勅五堂”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不仅如此，从小小1403平方公里的上虞地区，还走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名人队列，古往今来，络绎不绝。古代的有哲学鼻祖王充、化学之祖魏伯阳、竹林贤士嵇康、一代名相谢安、山水诗人谢灵运、宋代名宦李光、明清书画大家倪元璐、《四库全书》副总裁梁国治、方志学始祖章学诚、西湖才子徐松……闪耀在现代史中的有科普先驱杜亚泉、教育名流经亨颐、大慈善家和维新人士经元善、国学大师马一浮、散文大家夏丏尊、收藏名家王望霖、建筑学家陈从周、幼教专家陈鹤琴、爱国学者范寿康、茶圣吴觉农、商界巨子经叔平、散文妙手川岛、杂文大家徐懋庸、考古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等，还有革命志士王一飞、叶天底、何云……至于当代的诸位名人，我们大家就更熟悉了，有全国无人不识的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奥运赤子何振梁、美猴王章宗义、爱乡楷模张杰……
说来，这么多名人迭迭涌出，并非上虞的“运气”好，而是有其深厚根底的——自古以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读书的风气一直极浓，就连最贫苦的人家也都会倾全力支持孩子读书。仅从宋至清的科举考试中，上虞荣登文武进士者有407位，其中还出了8名状元；居然还出过武状元5名，这与我们意识中“文文弱弱”的江南人印象，可真是有如天壤了！
今天，上虞还是一座崇尚科学和教育的城市，从这片美如丝织的霏霏细雨中，已经走出去16位两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著名物理化学家徐光宪、著名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著名化学家徐如人、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强伯勤、著名通信技术专家周炯槃、著名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家周勤之、著名有机磷化学专家袁承业、著名航空材料专家曹春晓、著名机械装备失效分析预测和预防专家钟群鹏、石化专家王基铭、医学遗传学专家金力、宇宙学专家景益鹏、生物学家陈润生、环境工程专家朱利中。
都说“人杰地灵”，信然！我理解，“人杰”一定是要排在“地灵”前面的。有了杰出人物，才能使地域熠熠生辉。滚滚高天尽管清明澄澈，但有了苏东坡，才能唱出“我欲乘风归去”的豪放；莽莽大地虽然葱郁葳蕤，但有了辛弃疾，才有了“倾城随太守”去观猎的老百姓；哪怕一只飘飘遥遥的小小蝴蝶，也愿飞在春风得意的马蹄旁；即使一座拔地的山岳，也愿投入老杜“一览众山小”的胸襟中……
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个人最最羡慕的，还是上虞的人杰。胡愈之当年上过的春晖学堂，已经走过了110年历程，赢得“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成为中国现代新教育和新文学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已发展为春晖高中、春晖外国语学校，并且已是绍兴地区乃至浙江省最难考入的重点学校之一，谁家的孩子若是考上了春晖，得让乡人夸耀五条街，香飘十里路。呵，一个念头忽然楔进我心里，定定地嵌在心盘上不走了：如果我能重新回到童年，那我一定要到上虞来求学，发奋苦读，争取做一个胡愈之那样的全才型人杰；更要像他那样投身社会，服务人民，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
霏霏雨丝还在悄然地润泽着上虞大地。万物有灵，在这个暮春的时节，神祇们并没有走远，而就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尚娱际会，与民同乐。侧耳听，外公的弦板还一直在敲，外婆的曲文亦一直在唱——唱的是什么？哦，原来是那年金庸先生来过后，非常喜欢这方福地，夜来椽笔操斛，留下的《上虞赋》：
上虞名郡，溯自大舜。后妃淑德，娥皇女英。汉有大儒，王充论衡。晋则谢安，东山大隐。曹娥至孝，英台情深。史推实斋，文称丏尊。迄至今世，马竺谢晋。文物大邦，千古扬名。
（作者：韩小蕙，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