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世界经典的中国文学

 演讲人：方汉文 时间：2012年7月18日 地点：首都经贸大学

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

 

    21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兴起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A New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 以下简称“新建构”）是一种重要的新思潮，有学者评价为是自“理论热”之后，向世界文学史研究回归的当代学术主流之一。尤其可观的是，作为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重要实践话语──“世界文学经典选本”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文学（以及部分“非西方文学”）的文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与组合比例，首次与西方文学经典珠联璧合，合编在西方主要的文选之中。

 

    美国《朗曼世界文学文选》的主编之一，“新建构”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达姆若什（David Damrosch）说：现在美国的世界文学课程比例中，原本的“西方传统”几乎与“非西方文学”的传统旗鼓相当。

 

    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也并非完全失实，我曾经进行过粗略的统计，以诺顿、朗文的《世界文学文选》的近年版本选篇为例，入选的作品包括3000年前的西亚史诗《吉尔伽美什》到中国作家鲁迅和正在走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这些“非西方文学”所占的分量之大，不仅相对1650年开始出版的“诺顿文选”中的纯正的“西方传统”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即使就十几年前的诺顿文选的选篇而言，也是颠覆性的现象：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经典的成分大幅度增加。

 

    无可怀疑，“新建构”将东方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主体的新视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经典秩序，已经是一种学术创新。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对于选编世界文学选集或是书写世界文学史的美国学者及欧洲学者而言，他们的主体想象与视域由何而来？

 

    我们要回到2003年，这一年对于世界文学史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一年，特别是对美国学者而言。哈佛大学的达姆若什这一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什么是世界文学》，他在书中强调，西方世界文学史体现了欧美的古典与当代文学的传承固然重要，但全球化时代更需要超越“本地书籍”的“界限”，引进包括中国《诗经》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学经典，这是一种多元化的世界文学，而不是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作品具有多样性，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这种文学多样性恰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

 

    其实并非他个人如此看待的，这种世界文学史观念早在赛义德等人的后殖民批评中已经孕育。也正是在2003年，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出版，在这本书中还附有作者的一篇单独的论文《超越界限》。如果说《学科之死》这本书以其惊世骇俗的书名令人震撼，那么在这篇论文中，斯皮瓦克的一句名言可能对世界文学史更具有理论上的颠覆性：

 

    在（比较）文学领域，我们需要离开“盎格鲁声腔”、“卢梭声腔”、“条顿声腔”、“法兰克声腔”等，我们必须应用南半球的语言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化媒介，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

 

    “盎格鲁声腔”等四个“声腔”，是指欧洲的主要民族文化与语言体系，是西方文学的代表，公元11到13世纪西欧各国开始使用自己的口语语言，官方的拉丁语名存实亡，最早出现的语言体系之一就是法兰克人的语言，到公元13至16世纪，莎士比亚与法语的《罗兰之歌》等名著已经使这些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西方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所谓“南半球”是一个泛指与象征，这包括大洋洲的土著、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原著民与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部落与民族的语言文化，这是被认为“黑暗的心脏”（康拉德语）或是“原始文化”的“第三世界”文学的声腔，斯皮瓦克恰恰要将其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媒介”，认证这样的话语作为世界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她肯定这些被压抑的“非西方话语，就是让这些文学发出世界性的“声腔”，“声腔”这个词原义是指一种语言的单音发音，在当代批评中用来指称一种民族语言为主体的文学。

 

    达姆若什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近的意见，他认为在美国的“世界文学史”教学中，“超越欧洲的课程数量剧增是更为巨大的挑战，包括原典文献的亚述文、中文、日文、吉库尤文，纳瓦特尔语、盖楚瓦语、斯瓦希里语、越南语、祖鲁语和其他多种语言的作品。”

 

    达姆洛什这段话中所涉及到语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再使用的古代语言，如亚述语，这是公元前1800年前后亚述王国沙姆希亚达德一世起，到公元前612年亚述王国亡于新巴比伦与米底人之间主要使用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用泥板书写，成为亚述的研究对象。另外一类是正在使用的语言中也包括一些使用范围有限的土著部落语言如肯尼亚的吉库尤文、南非的盖楚瓦语与拉美的纳瓦特尔语，或其他使用较少的语言。达姆若什在这里以这些语言代表各自的文化体系。

 

    他说：“翻译正在成为新的纠纷事项，社会文本和文化传统在课程中问题大增，不再只关注于普通的西方传统之内的言谈的进化”。

 

    我们认为，形成于21世纪，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是世界文学史研究的一次成功转型，其意义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在西方的传统中，中国与东方文学不过是“东方学”的构成，无论是“东亚研究”或是其他地域研究，都是西方世界文学史的“他人”，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地域文学”的歧视与不平等。经过这种“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学走进了世界文学史，被赋予与西方平等的“身份”的初步认证。这里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整体性构成，这也意味着，西方为唯一主体的“世界文学史”从此要改变“独白”，要成为多声腔的合鸣。这种转型包括世界文学史的认识论、本体论、发展观，特别是它的经典选编，“世界文学史”正在发生巨变，从希腊“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乔伊斯的单线叙事，变换成从《吉尔伽美什》、《诗经》、《罗摩衍那》到《一千零一夜》、鲁迅、马尔克斯的多元话语。这是世界文学史书写主体性的重要改变，是对西方中心的反思后所形成的新型世界文学史。

 

走进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

 

    长期以来，我们自己一直在努力宣传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新建构”这个转型使其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虽然这种变化目前不过只表现于部分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的“世界文学文选”之中，却有世界性影响。

 

    美国文选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专类选集。代表作是《哈佛古典作品》，大约从1910年起开始编纂，西方的“古典”原意是专指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本，但是后来发展中却变得范围相当广，包括了文史哲各方面的名著，从《柏拉图对话录：辩解篇、菲多篇、克利多篇》、《爱比克泰德金言录》、《马库斯·奥勒留沉思录》到《科学论文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等，涉及到“非西方”的文本相当少，除了《一千零一夜》与所谓的《圣书》中包括了东方的孔子；希伯来书、《圣经》与《佛陀、印度教、穆罕默德》等选篇之外，基本上都是西方历代名著。当然《堂吉诃德》、《神曲》、《浮士德》、《英文诗集》、《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等传统经典是不会缺少的。所以有人说，收入的东方作品一定程度是作为“异教”的样品存在，其实折射了西方的古典意识。

 

    第二类是以《诺顿世界名著选》为代表的文选，这是西方世界发行量最大，具有全球影响的文选，据说其历史从公元1650年就开始，可见历史是相当久远的，不过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是1956年版以后的几版。这个文选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它吸收一定的历史主义观念，古代北非的埃及与西亚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是西方地中海文明的源流，所以收入公元前20世纪到前16世纪的埃及古代诗歌和神话、公元前1600年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史诗《吉尔伽美什》等，这些作品其实是古代东方文学的起源。不过“诺顿”从不掩饰自己是以“西方传统”为主线。它的历史时代划分就是一种标志：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代派，以这种历史阶段划分，凸显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念表明，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传播过程，是西方文学思潮的世界化。诺顿文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继承了西方经典研究传统，收入西方文化的经典作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等人的哲学与神学著作。但是其他文史哲著作收入很少，主流还是西方历代文学作品。第三类是一种文学作品的普及本，但其中也收入少量的哲学与历史作品，以《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为代表。

 

    统观这三类文选，共同特征都是收入一定数量的哲学与历史文本，同时坚持西方传统的主线。

 

    概观美国“文选”后，再看“新建构”学者们对传统的改革，其意义就更明显了。新版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的“非西方”文本，包括中国、阿拉伯、印度和南美等文学名著，编者对这些进入西方的“世界文学经典”的文本分别从各自文化来源、编选标准与目的、翻译相关方面进行说明。这是其他“西方传统”为主流的文选中不曾出现的。

 

    文选所跨越的时空维度较大，从公元前20世纪的西亚神话《巴比伦创世记》（公元前2000年前后）、《吉尔伽美什》（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21世纪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选入世界各文明体系的文本相当全。除中国唐诗宋词外，日本《源氏物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名著全选，而且保持西方“文选”的传统，对重要的宗教人文经典也选入，如中国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正如编选者所言，体现“具体的文化特色”，当然也体现了“新建构”努力实现“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笔者粗略统计总选入一百二十余种各种文本，篇数就更多了。

 

    从总数来看，中国作家文本相当可观，大约近十几分之一，对一部世界文学文选而言，所占成分已经不小。文选收入了中国文学九种：《诗经》十六首；《论语》一则；王维诗十一首；李白诗十一首；杜甫诗六首；白居易《长恨歌》选段；李后主词四首；李清照词四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选段一则。从选篇计，中国在东方各国中名列第一。即使与西方作家相比，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地位显著，王维、李白与莎士比亚比肩而立，莎士比亚选了十首十四行诗与《暴风雨》片段。而在西方文学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浪漫主义“六大家”中只选了布莱克、华滋华斯、济慈等每人二首诗，中国人所熟悉的拜伦、雪莱和柯勒瑞治等人则未见选入。然后，分别是俄国普希金、美国梭罗等人。将如此大的篇幅给予东方与中国作家，而对西方名家则惜墨如金，与诺顿文选的编选原则相比堪称天壤之别。其实达姆若什早就评论过《诺顿世界名著选》的编选原则：

 

    在现代比较文学研究中，没有任何变化能比超越欧洲权力的巨匠们的杰作，那样更为引人注目了。最明显的莫过于1956年第一版《诺顿世界名著文选》中勾勒出的世界轮廓不过总数为73位作者，其中没有一位女性，而且全都是“西方传统”的作家，从古代希腊和希伯来直到现代欧洲与北美。当然作者的数目不断增加，1976年编者终于找到两页篇幅来容纳一位女作家──萨福。

 

    达姆若什所指出的这种以西方杰作中心为中心的文选，其实代表了一种观念，即这些杰作是西方的经典，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而遴选标准本身同时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以笔者之见，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在这样有限的精选篇幅中，大大压缩了西方传统经典，而扩大东方特别是中国文本的数量，展示一种多元的世界文学史书写，自然也显示了编选者“新建构”世界文学的学术创新性。

 

    重要的是，这种编选原则的更新其实有其理论依据，这就是文学认识论的多元文明观念取代西方文明的单一中心主义，编者将这种原则称之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联结，这种联结的目的是打破西方中心论，观照到世界多种文化中的文学。

 

    不过本人也以为，如果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而言，选本并非无懈可击，似仍有可以质疑之处：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体系，其主体的整体性与历史阶段性尚未能得到全面展现。同时入选的文体也不全，如楚辞，汉赋、宋元小说等代表性作品与作家都未能入选；以诗家而论，屈原、陶潜等人缺席；就思想源流方面也有不足，中国儒释道三教中只有儒学；结构分布方面，古代文学经典较多，而现当代文学则相对不足。但这些不足相对来看是“美中不足”，可谓瑕不掩瑜。

 

    文选收入中国文学经典并不意味着一切，重要的是如何分析这种世界文学史视域的经典观念。

 

“新建构”的经典观

 

    什么是经典？

 

    《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就是经典意义的来源，这个定义说明经典是指长期流传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历史传承的思想观念的文本。《扬子法言》中说：“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就是说，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的文本，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能成为经典。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观念来看，经典文本的形成并非《圣经》式的“钦定”，而是历代“文言”琢磨的结果，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用《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解释。中国古代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为源流与肇始，所谓“文章奥府，性灵铸匠”后世文学文本原来只是经典的枝条与流末。随着文明的历史发展，佛经传入中国，区分“内典”与“外典”，经典的“六经”单一所指被改变，从六经到后来的“十三经”，以后进一步泛化，重要的古代典籍大多被归入经典范围。

 

    西方的经典意义与中国相近，只是因其文明源流而有所不同，古代希腊罗马的《荷马史诗》与雅典诸子因为在基督教之前，一般称为古典文本，罗马以后的名著成为了经典。所以，现在使用的“经典”一词意义相当宽泛，成为广泛流传具有历史时代与文明精神代表性的论著的通称。从莎士比亚到乔伊斯、从《诗经》到鲁迅，几乎统统被称为经典。当然中西经典的所指仍然在实际中有一定差异，但其共同所指却并不相悖。

 

    “新建构”学者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理论观念有一定的建树，包括达姆若什、莫莱蒂、阿普特等人提出的多种新经典理论，但更重要的则是从学术争论、文本选编和世界文学教学的实践中产生的观念，对于新建构世界文学经典有较大的推动。

 

    再从选目方面看，也有其特点，《诗经》所选的有《关雎》、《螽斯》、《摽有梅》、《野有死麇》、《柏舟》、《将仲子》、《维天之命》、《何草不黄》、《棫朴》、《生民》等篇，分别取自风雅颂，较全面反映了中国先秦诗歌艺术的兴象寓意，译文既有来自于当代译家的，也有庞德这样著名诗人的译文，各有风格。  

 

    有意思的是，从所选文本也可看出一种主体性选择，大多是美国读者特别是美国诗人所熟悉的，从20世纪初期起，美国多种流派的诗人（包括英美意象诗派、垮掉的一代诗人、禅宗诗人和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们大量地翻译与借鉴中国古典诗词），也必然形成与中国经典的历史关联，有独特的主体性与文本性关联。当然，在兼顾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流派的文本方面，或豪放、或婉约，绮丽朴质，炜晔谲诳，各有独特的选择标准，正是突出了美国选家的不同历史观念与审美价值标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进入文选，这当然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选择。从此我们可以联系到“新建构”理论家们的新经典观，这可能是其理论的一种实践。

 

    达姆若什指出：新的西方世界文学经典与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典甚至在西方作家内部也要区分出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这是一种二层次分法，但是现代经典不同：

 

    取而代之这种二层次的经典分类，我们有一种新的三层次分法：超级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超级经典就是那些能一直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地位的“主要”作家的普世化。而反经典则是由那些替代性和竞争性作家所构成，那些教授得由较少的语言的作家和强势语言中的次要作家所组成。

 

    如果将这种新经典分类套用到中国20世纪文学（国内中国文学研究划分为古代文学、新文学和包括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等阶段的多种划分，文选中按照国际惯例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划为20世纪文学），唯一入选的鲁迅就相当引人注目。

 

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评价

 

    即使是按照达姆若什的标准，鲁迅这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文本当然是超级经典无疑，所选的《狂人日记》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都曾高度评价过这部名著，对它的评价并不低于俄国作家果戈理曾经发表的同名作品。《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在对鲁迅的简介中介绍了他创作《呐喊》与《彷徨》的经过后，认为到1926年后，现实问题使他放弃文学创作：

 

    他转向杂文形式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哲学并以一种更为尖锐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他和左翼联盟的关系并非融洽，他虽然没有参加党（指中国共产党——译者注）却继续写作，并且著作等身：从杂文、诗歌、短篇小说，译文和古代近代文学论著及木刻艺术评论等。

 

    如编者所说，鲁迅属于那些“一直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地位的“主要”作家，虽然并没有明显的“普世化”。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关于鲁迅的评价并非没有争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而“新建构”学者却仍然具有史家“秉笔直书”的历史主义观念，这在西方理论家中并不多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重要文学史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鲁迅的评价，这是一种力图超越批评观念与方法甚至意识形态的差异，从跨文明的观念来研究经典的一个例子，我们用中国《易经》中的一种原则——“同异交得”——来阐释这种观念。因为“新建构论”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与见解，这就是要再现世界体系中的各种文明的文学代表类型，这样世界文学的差异与同一必然会融合创新。在这个基础上，《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应当说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自己的理解，当然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如此，对于其他文明中有争议的作家，如康拉德、奈保尔、帕慕克，甚至当代争议相当激烈的拉什迪这些作家，达姆若什都追求一种跨文明的选择，尽管由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这些作家的本土或是国际批评中都有差异，但是跨文明的历史与审美标准却可以穿透这种差异，达到一定程度的同一性。这种原则与我们已经出版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世界比较诗学史》中的见解不谋而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共同的历史主义原则。

 

    当然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入选，以20世纪而论，除鲁迅外，胡适之、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曹禺、林语堂、张恨水、沈从文、钱锺书、丁玲、张爱玲、周立波、柳青等人很可能都具备入选资格。如果从跨文明的诗学观念来看，中国文学植根于具有三千年历史的独特文明，这种文明浇灌培养了汉字书写文学，这是世界最长久的书写方式之一，它与西方文明（也包括所谓的“非西方”文明）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新建构”学者对中国文学经典的选编，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跨文明”，西方学者更多使用即跨越东西方文明界限的，以文学自身的历史内容与形式价值为准绳的研究。

 

    半个多世纪前，艾略特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发表这样的获奖致辞，或可引用为此次演讲的结尾，用以阐明西方文学与“非西方”包括中国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他说道：

 

    “我想在诗歌中，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人民，即使是一个极小的国家的少数人，得到互相理解，无论其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

 

    与这种宏大叙事的主体想象相比，目前所实现的中国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学文选不过是尝鼎于一脔而已。然而，梧桐落一叶，天下尽知秋，它预示着可能更多的文选（包括诺顿文选等）甚至更多样化的西方文学重要奖项或是其他领域将会向“世界文学”的全面开放，当然，或许中国经典会在21世纪面临更多的风云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