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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初四日，一颗艺术巨星在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观桥大悲庵东升起。他的大名是徐渭。徐渭字文长，别号有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
现在绍兴市内离秋瑾故居不远处的前观巷大乘弄有一个清幽雅致的“青藤书屋”，是徐渭幼年读书处。在“几间东倒西歪屋”的檐下，有一个小小的水池，池畔有青藤一株，使人联想到徐渭的别号。
徐渭是一位艺术奇才。他的诗、文、书、画卓然自成一家，而且还会写剧本。无论从艺术学的哪个方面观察，徐渭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徐渭自称为“畸人”。他在七十岁生日时，作诗说：“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答沈嘉则二首次韵》）徐渭自己编了一部年谱也叫《畸谱》。何谓“畸人”？《庄子·大宗师》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就是说这种人与社会格格不入，却能顺天道而合自然。说得通俗些，畸人也就是奇人。若论徐渭生平境遇之坎坷和艺术成就之奇绝，在明代文坛上确实数不出第二个。
正式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
徐渭自幼聪慧异常。六岁启蒙，九岁便学作八股文，但他读书求官的道路坎坷无比。
徐渭的家庭是不幸的。他的父亲，官做到夔州府同知，在徐渭出生后百日就去世了。徐渭的生母是他父亲续娶妻子苗氏的丫环。嫡母苗氏对徐渭十分宠爱，却在徐渭十岁时把他的生母逐出家门。
徐渭二十一岁入赘潘家。妻子十四岁时和徐渭结婚，十九岁时就病故了。徐渭异母所生的两个哥哥，比徐渭大二十多岁。两位兄长先后病故，都没有子嗣，按理徐渭可以继承他们的遗产，但因为他已经入赘潘家，所以打官司败诉，徐渭变得无家可归。
徐渭自幼聪慧异常。六岁启蒙，九岁便学作八股文，但徐渭读书求官的道路坎坷无比。从二十岁成秀才，直到四十一岁，一连八次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没能中举，最终也没能得到做官的资格证书。
没有科举功名不等于没有真才学，更不等于没有真本领。
当时的文学家茅坤、唐顺之等就非常欣赏徐渭的诗文。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徐渭生平喜欢阅读兵法，参加了绍兴府的保卫战，“尝身匿兵中，环周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默其经营，笔之于书者亦且数篇”，（《拟上督抚书》）因此为浙江巡抚胡宗宪所赏识。胡宗宪诱杀汪直等战功，可能都有徐渭的计策。
嘉靖三十八年徐渭正式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此时的胡宗宪已是总督浙直福建军务都御史，权倾一时，威震东南。据袁宏道《徐文长传》说，胡宗宪聘徐渭做幕客时，徐渭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胡宗宪待之以宾客之礼，允许他随时可出入总督衙门。胡完全答应。徐渭在胡宗宪幕下，主要的工作是起草文书，也参谋军事。徐渭没让胡宗宪失望。胡宗宪把所得的白鹿献给皇上，徐渭代写的一篇《代初进白牝鹿表》送到朝廷，嘉靖皇帝“大嘉悦”。胡宗宪因此升俸一级，即更加器重徐渭，“一切疏记皆出其手”。徐渭的辛苦也得到相当丰厚的报酬，比如他代胡宗宪作了一篇《镇海楼记》，即得到胡宗宪二百二十两酬金，在绍兴营造了一处园林式住宅，取名“酬字堂”。
徐渭以自己的智慧获得劳务报酬的同时，也收获了精神上的痛苦。他在胡宗宪幕府中写了上百篇文章，有的表现了有价值的思想，大多数的文章却是奉命写作的应酬文字，徐渭自己很惭愧地称之为“大谀”的货色。比如，他曾代胡宗宪一连几次给最大的贪腐集团头子严嵩写感谢信和生日祝贺等，把严嵩吹捧得十分肉麻。可是此前徐渭的好友沈炼却因上书揭露严嵩的十大罪，被充军塞外，后又被腰斩。徐渭为此写诗作文，表示同情与愤慨。用同一支笔被迫作自我人格的撕裂，对个性强烈的徐渭来说该是何等痛苦的事！这可能是造成徐渭精神抑郁，导致精神分裂，引发精神狂躁的重要原因。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贪腐集团倒台，所有与严嵩关系密切的人都遭到清算。胡宗宪被逮削职，徐渭丢掉饭碗，回到绍兴。长期的精神抑郁，此时又加上一种政治恐惧，导致他精神分裂。他经常出现幻视幻听，感到有“祟”在活动。实际是担心胡宗宪案会有牵连，因为他是胡氏幕下很出风头而受宠信的师爷。精神恐惧使他陷入癫狂，终于决心自杀。他自己做好了棺材，并且写好了墓志铭，然后“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海上生华氏序》）居然被游方郎中华氏救活。他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如此折腾九次，还是活了下来。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械系至京，死在狱中。第二年，精神病患者徐渭创下了大祸，他怀疑续娶的妻子张氏有外遇，就把张氏杀了。他被革去了生员资格，关进大牢。徐渭在狱中一住就是七个年头。隆庆六年除夕，由于新皇帝登基，徐渭获释出狱，此时已经五十三岁。
徐渭被褫夺了生员资格，以后的二十年时光，只好四处奔波“打秋风”。他到过南京、北京和宣化，老朋友吴兑和张元忭等都热情地接待过他，但是徐渭不能接受衙门规矩的约束，精神病又时好时发，只能返回绍兴，靠卖文卖字卖画度日。徐渭虽然既贫且病，却仍不改其“傲与玩”的本色。
徐渭晚年生活十分凄苦。他先变卖了衣物，再变卖藏书，到后来连书籍也卖光了，只能饿着肚皮躺在藳荐上。
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贫病饥饿中离开了人世，是年七十三岁。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徐渭提倡为文为诗都要表现本真自我，他把这个叫做“本色”。
徐渭死时，身边一无所有，但他留给人间的精神遗产却是非常丰富的。徐渭的诗、文、书、画和剧作，在当时的文坛艺坛上都是第一流的。他的作品以鲜明的创造性和不可束缚的个性，开创了独特的流派，影响着千秋万代。
徐渭生活的年代，正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引领文坛的时代。前后七子为扫荡明初“台阁体”的萎靡文风，而树起“复古”的旗帜，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个复古运动声势浩大，“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但是他们盲目复古，以形式主义的模拟代替对文学遗产的合理继承，给文学带来了更深刻的危机。
在复古的文化生态中，徐渭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徐渭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是自我表现与自我宣泄。他打了一个比喻说：“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其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不出于己之所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叶子肃诗序》）按这个标准，前后七子之“文比秦汉，诗必盛唐”，以及唐宋派散文之模拟唐宋，都不过是“鸟为人言”。徐渭强调的是作文作诗应“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也。就其所自得，以论其所自鸣”。
徐渭提倡为文为诗都要表现本真自我，他把这个叫做“本色”。
徐渭的本色观，是有其学术渊源的。徐渭的家乡是王阳明心学的根据地，是王学浙中派的基地。王阳明倡导“良知”之说，高扬主体精神，反对盲目崇拜偶像，鄙视烦琐哲学。主张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灵明”去审视一切。提倡在任何艰难的的境遇中，都要保持自我人格。鼓舞人们建立自我实现的自足感，争取进入“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的人生境界。徐渭的老师王畿、季本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扬心学的精义，给徐渭以深刻的影响。和徐渭关系密切的还有唐宋派领袖唐顺之。唐顺之晚年也崇尚王学，他说先秦诸子都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因为“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荆川集》卷四《答茅鹿门主事书》）唐氏强调学贵自得，强调表现自我。这是徐渭本色论的直接源头。
徐渭提倡本色独创的主张很充分地表现在他的艺文创作中。
徐渭传世的文章有三百多篇，体裁涉及传统古文的各种类型。一些序、记、传、铭等传统的体裁，在徐渭的笔下变成了接近纯文学的散文和杂文。如《赠吴宣府序》，就是一篇生动的回忆录。回忆二十二年前在绍兴老家和吴兑一起召集市民和族人，痛殴为非作歹的悍卒，大快人心的一件往事。叙事生动，人物对话与动作的描写很精彩。再如《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叙说沈炼一生的事迹，夹叙夹议，是充满感情的人物传记。一些应用文体，在徐渭手里也能变得很生动，试看其《送沈君叔成序》。沈叔成是沈炼的儿子，人称奇男子。隆庆六年，沈叔成拾其先父遗骨，归葬绍兴，再一次进京。临行前到狱中与徐渭告别：
（叔成）既罢，复短剑跨一驴，将渡江淮而北，复有事京师也。来别余于理，见余抱梏就挛，与鼠争残炙，虮虱瑟瑟然宫吾颠，馆吾破絮，成父忽双涕大叫曰：“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余壮之，体貌虽孱囚矣，而气少振也，于是作歌以为别。
徐渭自己的惨状和沈叔成的意气，跃然纸上。
徐渭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但他在倒霉时也能自得自适，这是从王阳明那里学来的。他在狱中本来是披枷戴锁的，当他被允许解除枷锁时，居然还写了《前破械赋》和《后破械赋》！
当然，徐渭最出色的文章应数其《自为墓志铭》。他在自杀前，写下了这篇自传，总结了一生的经历，写自己的师承，写自己的家庭，写事业的失败，归结自己的品性是“傲与玩”“两不得其情也”。自杀前自己写下墓志铭已经够独特的，其情绪之冷静更是世所罕见。
徐渭的诗歌留存在世的有两千七百多首。徐渭的诗风格多样，有的境界凄清险怪，用语奇崛，有李贺味道。大多则是明朗阳光，平淡自然，甚至明白如话。他的诗歌题材开阔，色彩丰富，格调奔放。他写诗的题目很宽，由于视点的独特，事无大小都可以入诗。值得注意的是，徐渭有着一般文人难以体验的生活，有着一般文人难以获得的灵感，写出来的诗歌就特别地有新鲜感。
徐渭有浓厚的军事兴趣，又有相当的兵学修养，而且有亲临抗倭前线的体验。其《海上曲》五首，是浙东宁波御倭战场的记事诗。写明朝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是军纪松弛，“大吏无约束，小吏何所咨。徒领七百士，散走如惊麋。”有一次倭寇败退了，明军却乱成一团糟，只有一个小吏撑船追赶。“辛苦闻小吏，独棹八桨追。四顾无一人，矢石亦奚为？”守城的士卒生活很艰苦，“朝餐雪没胫，夜卧风吹肘”，此时官员们却“炙肉方进酒”。他感叹：“肉食者诚鄙，鄙夫亦何多！百人守一辙，贱子嗟奈何。”
和那些位高权重的肉食者相反，小小的会稽典史吴成器在绍兴保卫战中，却能率民兵在龛山打了一个胜仗，徐渭作《龛山凯歌》九首歌颂之。写“县尉卑官禄米微，教辞黄绶着戎衣。贼中何事先胆寒，海上连年数破围。”写吴成器的战斗英勇，“曹娥官渡带钩萦，仙尉乘潮上下行。炮石朝飞方断岸，江天夜雪欲偷营。”写惨烈战斗后的凯旋，“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
徐渭以诗歌纪实，发扬了杜甫史诗的传统。
徐渭留下来的抗倭诗篇还有不少。他很佩服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
战罢亲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湿龙衣。军中杀气横千丈，并作秋风一道归。
徐渭不仅歌颂戚继光，还歌颂了功勋卓著的“义乌兵”：
群凶万队一时平，沧海无波岭瘴清。帐下共推擒虎将，江南只数义乌兵。（《宴游烂柯山》之三）
徐渭很羡慕同事曹某有机会到抗倭第一线杀敌。他有《凯歌四首赠曹君》，诗云：“曾从幕府事南征，羽檄传来急似星。报道参戎深入处，当锋还有一书生。”
万历四年徐渭赴宣大巡抚吴兑幕府，北国的边塞生活使徐渭得到另外一种感受。在此期间，徐渭写了许多好诗。《上谷歌》《宣府校场歌》《上谷边词》等都是一流的边塞诗。此时张居正执政，对蒙古俺答部落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边贸，蒙古人以马匹牛羊交换铁锅和纺织品等，民族关系大为和缓。徐渭有《胡市》：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学棋嫌尽杀，大家和局免输赢。
主张民族间的博弈应该以一场和局结束，徐渭的见解不凡。
徐渭有《自马水还道中竹枝词》二十六首，其中有六首写的是俺答甥女：“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据说这位女子就是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女首领三娘子。
和一般诗人不同，徐渭又是书画大家。徐渭的书画同样体现其本色自我的艺术主张。徐渭说必须表现“真我面目”，“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徐渭的书法对王献之、张旭、怀素、米芾、黄庭坚等都下过功夫，又取诸北魏碑体、经体，但结果其楷行书和草书却都“露己笔意”，所以才能独树一帜。袁宏道说徐渭的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称他为“八法之三圣，字林之侠客”。徐渭对前辈画家也多有研究，对苏轼、夏硅、黄公望、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唐寅等人十分推崇，对同时代的画家陈淳、谢时臣、陈鹤等也很佩服，但他不墨守成规，而是融会各家精华，画出自己的“真我面目”，建立了自己的风格。
令人惊叹的是徐渭书画创作的成熟是在狱中服刑的几年间完成的。在监狱的最初四年，徐渭是戴着镣铐枷锁的，他居然还能吟诗作文，而且练字，留下了《李白蜀道难草书卷》等书法名作。后来由于有势力的朋友诸大绶等施出援手，徐渭被减刑，解除了枷锁镣铐，他开始大量作画。狱中无颜料，所以泼墨为之。徐渭的画同样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他作了很多墨写的牡丹，传世更多的是葡萄。无论是牡丹，还是葡萄，都是表现自喻自怜的情绪。他的题画诗是其画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真正地诗画一体。比如《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一颗一颗的葡萄都是明珠珍品，但是卖都卖不出去，只好挂在一根野藤上。写的是葡萄，说的却是自己的身世，饱含一腔牢骚。所以袁宏道赞扬他“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徐文长传》）
徐渭以画入书，以书入画，他的水墨大写意花卉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青藤画派”。后来不少名家如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对徐渭多所效仿，为徐渭创造性的才艺所倾倒。石涛有诗云：“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郑板桥也倾倒于徐渭，自刻一方印章：“青藤门下牛马走。”齐白石作诗云：“青藤、雪箇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甚至说“恨不生前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评价自己的艺术成就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他的戏曲创作也是很有独创精神的”
徐渭涉及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为传统所束缚不住的精神，表现出“畸人”之奇。
他没有提到戏曲。其实，他的戏曲创作也是很有独创精神的。徐渭剧作有《四声猿》传世。《四声猿》包括《翠乡梦》《狂鼓史》《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短剧。
《翠乡梦》写传说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新府尹柳宣教到任，玉通和尚未去参拜，柳因此设计指派妓女红莲前去引诱玉通破了色戒。玉通坐化，转世为柳宣教的女儿名柳翠，堕落为妓女。玉通的师兄月明和尚指点柳翠明白了自己的前身来历，指引她返回西天。此剧含有道心不敌凡心，天理不敌人情的讽刺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府与寺院的尔虞我诈互相报复。
《狂鼓史》写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阴司判官为了留下一个“千古话靶”，在玉帝宣召祢衡前，召来曹操的鬼魂，重演昔日骂曹的一幕。徐渭是借祢衡之口抒发自己一肚皮不平之气。据说徐渭写此剧是起因于沈炼的事迹。徐渭是以鬼戏写人情，借古人之口斥骂当代的奸雄。
《雌木兰》根据《木兰辞》写北魏女子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女状元》写女才子黄春桃才学过人，女扮男装改名黄崇嘏，一举考取了状元。审疑案，作妙文，被丞相周庠赏识，招之为女婿。后说出真情，改为儿媳。
这两本喜剧把奇女子形象推上了戏曲舞台，向传统的妇女观念勇敢地挑战。
徐渭的《四声猿》不仅内容横放杰出，在形式上对传统也有重大突破。从元朝以来，杂剧的通常格局是每本戏用四套北曲唱演一个完整的故事，仅有正末或正旦唱曲。《四声猿》的四个剧本都不规规矩矩遵守传统杂剧的格局，而是兼用南曲和北曲，规模也不拘四折。如《狂鼓史》仅一出，用北曲一套。《雌木兰》共两出，由很多角色分唱七只【清江引】，这是北曲套曲从来没有过的做法。《女状元》有五出，既用北曲，又用南曲，更是创格。
徐渭涉及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为传统所束缚不住的精神，表现出“畸人”之奇。
徐渭还写过一本《南词叙录》，搜集和记录了南戏的剧目和作者。南戏是曾经被正统文人所瞧不起的民间戏曲，徐渭却给以高度评价。书中再一次提出“本色”的主张，已经含有戏曲语言应该“家常自然”的意思了。
徐渭一生不得志，是被明代艺坛和文坛边缘化了的一个天才，他几乎被主流社会所遗忘，在浙江民间却有徐文长的故事在流传。徐渭死后六年，“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到绍兴访问朋友陶望龄，在陶氏书架上随便抽取一本刻印很粗糙的书，“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偶然发现了这位天才。袁、陶二位于是搜集徐渭的有关材料，各自写了一篇《徐文长传》。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奇人才得以扬名后世。
今天的艺术家恐怕已经没人想给这位“畸人”作“走狗”了，但是研究这位“畸人”，总会给当代艺术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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