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20世纪建筑遗产

    演讲人：单霁翔  时间：7月7日  

    地点：天津·首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研讨会

    “20世纪建筑遗产”，顾名思义是根据时间阶段进行划分的建筑遗产集合，诞生于1900至1999年间，包括了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建筑遗产。

    20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快的时代，对于我国来说，在20世纪的一百年时间，完成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跨越。事实上，没有哪个历史时期，能够像20世纪这样，慷慨地为人类提供如此丰富、生动的建筑遗产，而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时代，也只有建筑遗产才能将20世纪的百年历史进行最为理性、直观和广博的呈现。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对于今天和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际社会上，对于20世纪建筑遗产的认识逐渐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近代遗产、现代遗产和当代遗产，都是人类共同遗产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200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濒危遗产报告中，表达出对20世纪遗产命运的忧虑。一些国家也纷纷作出积极反应，开始从战略角度强调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问题。

    研究现状

    20世纪人们的建造理念更多强调功能性和实用性，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

    近十年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20世纪建筑遗产数量不断增多，其中包括出类拔萃的各类建筑物（歌剧院、音乐厅、市政厅、医院、广播电台、住宅、城堡和别墅等），还包括独具特色的城镇，布局合理的大学校园，以及昔日举足轻重的工业建筑等。

    比如，1917年建成的墨尔本大学纽曼学院，它以其独特的雕塑建筑风格著称，现作为国家级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德国鲁尔工业区，经过综合治理，已从没落的工业区转型为现代文化都市，成为20世纪工业遗产保护的典范；巴塞罗那由高迪创作的建筑作品，融汇诸多设计风格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建筑个性，早在1984年就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巴西利亚是在20世纪50年代，仅用三年多时间，在一片荒野上建造起来的巴西新首都，于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我国，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其中将“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作为第一类别，共33处，其中大部分为20世纪建筑遗产，特别是建成仅4年的中苏友谊纪念塔（1957年）和建成仅3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也列入其中。 

    近年来，在全国各地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理念进一步明确，并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工作实践。2004年8月，马国馨院士领导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等学术机构提交了一份“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的清单”，它们包括：重庆人民大礼堂（1954年）；北京儿童医院（1954年）；北京电报大楼（1958年）；厦门集美学村（1934—1968年）等，共22处，这些20世纪的建筑蕴含着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

    在很多情况下，20世纪建筑遗产的研究都会与所在城市、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相契合。这一契合使20世纪建筑遗产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2007年12月，北京市发布“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188栋单体建筑收入其中，其中1949年以来的现代建筑入选多达149栋单体建筑，内容包括文化、体育、教育、医疗、居住、市政、商业、工业和办公等，能够集中反映近现代城市发展历史。其中列入保护名录的“福绥境大楼”格外引人注目。香港这一不大的城市，却保护了440栋20世纪遗产，每栋都在进行精心地规划。

    我国的20世纪建筑遗产，植根于近现代中国的百年风云。在上海、天津和汉口等城市，出现了数个帝国主义列强共同侵占的大片租界，集中建设了领事馆、海关、洋行、银行、商场、教堂、饭店、俱乐部和公寓等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建筑物群。上海外滩建筑群，荟萃着欧洲各国重要的建筑样式，建筑类型多样、工程技术先进、建筑材料广泛和装修工艺精致。

    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汇中饭店大楼、英国古典主义风格的上海总会大楼等，随着时间流逝，这些20世纪建筑遗产凸显珍贵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南京十朝遗迹，以民国时期遗存最为丰富，现存民国建筑千余处。这些民国建筑不仅是我国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转换、创造新的民族建筑形式的实物研究资料，而且也是我国城市率先向现代都市迈进的重要历史见证，在我国近代建筑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在天津、青岛等城市中出现了工业集中的地区，遗存有大量工业遗产；在大连、扬州等沿江、沿海、沿铁路的大中城市，遗存有大量码头、车站、仓库等交通运输枢纽设施；同时，在南京、重庆等城市遗存有大量行政办公设施。天津的20世纪建筑遗产，汇聚着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大量历史信息。清末民初，政体急剧变幻，从前清遗老遗少、民国总统总理，到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特别是著名学者、文化名人，云集天津居住，形成规模较大的故居群落，给城市留下众多的文化痕迹。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之后，青岛八大关近代建筑群、北海近代建筑群、北戴河近代建筑群、鼓浪屿近代建筑群、烟台山近代建筑群、汉口近代建筑群和庐山别墅建筑群等也相继列入。这些近代建筑群规模庞大，类别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20世纪人们的建造理念更多强调功能性和实用性，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因此，就20世纪建筑遗产而言，不应简单地从艺术形式和审美角度鉴定其价值，而应注重考察它们为适应社会生活变化，在功能、材料、技术手段，以及工程建设等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与那些历经千百年沧桑，早已被剥离了实际应用，只作为历史遗迹接受研究与观赏的古代遗存不同，20世纪建筑遗产往往是功能延续着的“活着的遗产”，其产生背景、建造过程、修缮状况等均有据可查，基础资料相对较为完备。

    反映城市文化特色

    20世纪建筑遗产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最为年轻，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忽略它们存在的重要意义。

    保存至今的众多20世纪建筑遗产，见证着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体现着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着各个时期爱国志士和英雄模范们的崇高理想、信念、品德和情操，形象而直观，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李庄是一个有着1500年建制史的古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一批著名学者曾在此生活和工作，一批我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成果在这里问世。今天反映那一不平凡时期、不平凡人物、不平凡业绩的遗迹，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到九年时间里一部部影响深远的奠基性论著在硝烟中问世。先后有约8000名学生在此研读，日后成为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保留至今条件简陋的校舍建筑，述说着当年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和创造奇迹的艰辛。与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古代文化遗存相比，20世纪建筑遗产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最为年轻，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忽略它们存在的重要意义，造成20世纪建筑遗产在各地不断遭到损毁和破坏，致使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充满着挑战。

    一是缺乏加强保护的正确认识。20世纪建筑遗产是诞生于1900至1999年间，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人类创造。与较早的古代遗产相比，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样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类文明的产物，同样都具有历史、科学、文化、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20世纪建筑遗产的判定，也不能完全套用古代建筑遗产的标准。对于相当部分的20世纪建筑遗产来说，生命历程尚未终结，发展状况尚未成熟，突出价值尚未充分彰显，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往往仍在塑造过程当中，需要探索和提炼科学的保护理论和方法。

    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决策者和建筑师，不同程度的轻视，甚至抵制已有建筑，企图通过自己的作为和作品来说明传统文化遗存无法为新时代服务，需要一场摧枯拉朽的改造。早在1914年，意大利未来主义建筑家桑地里亚就曾表示：建筑必须与传统决裂，要从头开始。今天，新建筑的诞生往往伴随着对过去时代建筑的否定和藐视。“短命建筑”在我国的出现，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人们不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20世纪建筑遗产。

    例如，始建于1908年的济南老火车站，是建筑学教科书中的范例，却在1992年尘封在济南人的记忆中。文化遗产带给人们的不都是美好记忆和艺术享受。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被作为粗暴践踏人类文明的战争遗址，于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广岛原子弹爆炸地，是为了纪念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而建立的和平纪念公园。那座被原子弹摧毁后的建筑骨架残骸，形象地描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恐怖，表达全人类对和平的向往。

    二是缺乏实施保护的法律保障。今天，20世纪建筑遗产相对于更古老或更传统的文化遗产而言，较少得到人们的认同和保护。人们往往认为20世纪刚刚过去，而未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列入保护的范畴。因此，涉及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法规制定相对滞后。

    目前，在受法律保护的文化遗产中，20世纪建筑遗产所占比例很小，在多数城市和地区，这一保护行动尚未开始。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市8层以上的板状高层建筑总共只有3幢，本应作为20世纪建筑遗产加以保护，但是其中两座已被拆除，使历史链条不再完整。北京儿童医院，多年来始终面临被拆除的危险。由于建筑界有识之士积极呼吁保护，它的生命才得以延续，但是已不完整。实际上，留存至今的20世纪建筑遗产数量，与曾经拥有的和已经遭到破坏的20世纪建筑遗产数量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公众的支持，20世纪建筑遗产必然会面临比早期文化遗产更严峻、更危险的局面。

    三是缺乏实施保护的成熟经验。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存在着不能回避的技术难题。20世纪以来，生产高度发达，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门类越来越多。因此，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必然突破文化遗产保护原有的体系和格局，为保护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20世纪建筑遗产有着自己的特点，较之传统建筑，在保护和维修方面往往面临更大挑战。特别是材料应用发生重大转变，塑料材料、纤维玻璃、合成橡胶和稀有金属等新型建筑材料更替频繁，天然木料和石材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保护与利用

    “对老建筑最有意义的保护是找到它‘再利用’的方式。”这是加拿大建筑师P·M·歌德史密斯广泛强调的观点。

    从20世纪开始，大量建筑的艺术风格，采用新结构、新技术和新材料加以体现，一些20世纪后期的建筑之所以不能体面地老化，主要是由于它们摈弃了传统建筑技术和材料。许多20世纪建筑遗产由于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导致永久性的毁坏或消失。

    在英国，现代建筑一般初次维修是在建成后的25—30年中，比传统建筑短一半时间；大修在建成后的五六十年间，同样比很多传统建筑文献记载的100—120年短一半时间。1976年建成的巴黎蓬皮杜中心，前不久经过了整体的大修，当初在特殊材料使用、细节处理和工艺方面的一系列错误得以纠正。虽然混凝土在20世纪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但是一旦出现混凝土的腐蚀，整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题，从而威胁到文化遗产本体的存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安全使用的期限一般在50至100年间，目前还未开发出能够有效延长其寿命的技术手段。

    在北京，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是我国铁路的早期建筑。但是，百年老站曾经失去昔日风采，车站里面则布满了商店、摊位，这一错误直到近年才得以纠正。在当今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如何保护好名人故居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乃至整个社会极为关注和倍感沉重的话题。

    2005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核实在四个城区内共有308处名人故居，但是，只有少数被辟为博物馆、纪念馆。每一代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把前人的创造留给后人。

    虽然20世纪建筑遗产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但是由于其艺术多元、技术先进和人文共融，使它们的价值更贴近时代，所以20世纪建筑遗产也是文化记忆的摇篮，其价值表现在：

    一是使人类发展记录更加完整。今日人类社会，鼓励多样化地理解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评价文化遗产的价值，包括人类从刀耕火种到遨游太空的每一步足迹。而20世纪人类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也远比古代更为多样、更为复杂。20世纪作为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文明时期，各种重要的历史变革和科学发展成果，都以各种特有形式折射在20世纪建筑遗产上，见证了每一阶段、每个角落发生的不平凡的故事，这就是20世纪建筑遗产的重要价值所在，它们详细书写着历史的每一篇章。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应该不仅限于建筑形式，还应当考虑到作为整体构成部分的广泛的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文化框架，应当强调记忆的重要性。即“从单纯的建筑角度的文化遗产观，向更加具有人类学精神的、多功能性和普遍性的观点转变”。

    二是使社会教育功能更加完善。20世纪建筑遗产形成于过去，认识于现在，施惠于未来。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要具有前瞻性，目光放远。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充满了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成为历史，历史变为文化，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心中。2002年，以北大红楼为依托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向社会开放，成为全国唯一集中研究、收集、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博物馆。具有非凡意义的场所和事件对公众教育具有特殊价值，应纳入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标准之中，并对其保护策略加以重新思考。例如鸭绿江断桥既是中华民族饱经沧桑和屈辱的写照，又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人民取得反侵略斗争胜利的历史见证。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上，如今这座封闭禁区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重要的20世纪遗产加以保护。

    三是城市文化特色更加鲜明。在城市中，20世纪建筑遗产是难得的文化资源。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建筑遗产中，文化赋予了建筑更多的审美内涵，文化让建筑获得了灵魂。如在讨论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国庆十大建筑”是否列入上报名单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议，最终以建成不到50年，目前正在使用，尚未遇到被拆毁的危险等原因，未能将它们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美术馆和北京饭店西楼，均是戴念慈先生的建筑设计作品，这两座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初分别遭遇尴尬局面。保护和维修有利于延续建筑寿命，对于任何时代的文化遗产都至关重要。对于一些重要的20世纪建筑遗产来说，留住它们所拥有的文化意义同样关键。在国际上一些国家纷纷将20世纪著名建筑师的作品列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成为未来文化创造的典范。在我国，也有一些曾活跃在20世纪建筑设计领域的著名建筑师，开展了创造新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从而打破了外国建筑师对建筑设计市场的垄断，逐渐走上了科学设计的道路，应作为重要的20世纪建筑遗产加以保护。为此要开展20世纪建筑遗产的科学评估。面对数量庞大的20世纪建筑遗产，正确加以选择，进行价值判别，既是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提，也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在对20世纪建筑遗产进行科学评估时，应当客观而宽容，为后人保留延续的空间。健全的科学评估原则是构成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有效基础；要探索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方法。当前，随着20世纪建筑遗产在国家和地区保护名录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引发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实施保护与修缮问题尤为关键，无疑对今天实施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产生深刻影响。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世纪遗产科学委员会，近年来就集中关注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三大主题：（1）如何认定时间较晚的建筑遗产；（2）研究特殊构造技术和材料的运用；（3）研究特殊设计问题。通过这些研究，试图解决保护面临的诸多难题：如何对20世纪建筑遗产周边不断变化的城市空间提出规划要求；如何评定列入20世纪遗产的建筑物群的兼容性功能；如何对20世纪遗产中的大型现代建筑保护修缮的经济可行性进行评估等。同时，应通过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成果，获得社会各界认可，而要真正获得所期望的社会支持，需要及时将保护信息向社会公布，建立保护标识以便于公众认知。要实施20世纪建筑遗产的合理利用。保护文化遗产的最大动力是保存文化，而保存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传承文化。

    “对老建筑最有意义的保护是找到它‘再利用’的方式。”这是加拿大建筑师P·M·歌德史密斯广泛强调的观点。这一观点正在实践中成为一种共识。今天，发展新的文化项目不意味着一定要建设新的建筑，让老建筑有“新作为”是更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