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谭继和 时间:9月7日 地 点:崇州·西蜀文化光明论坛
主持人范毅(崇州市委书记):
“西蜀文化·光明论坛”今天在崇州举行,这既是弘扬西蜀文化的一次盛会,又是崇州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对于挖掘崇州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川西本土文化,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崇州,地处美丽富饶的川西平原,自古有“蜀中之蜀”、“蜀门重镇”之美誉。崇州幅员1090平方公里,辖25个乡镇、67万人,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卫生先进城市和成都平原都市群重点发展的中等城市。
蜀学是国学的一大门类,清末以来,研究西蜀文化就始终不断。中共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为我们今天研究、挖掘、整理、保护和弘扬西蜀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发展、抓民生、抓和谐。基于此,崇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建设“西蜀文化特色城市”的发展定位和“文化繁荣”的发展战略。在崇州召开的西蜀文化光明论坛,就是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有力举措。
传承文化之魂,建设人文崇州,西蜀文化是独特的支撑。为此,崇州将大力实施“文化繁荣”战略,紧紧围绕成都建设“文化之都”的宏伟目标,加快西蜀文化的传承、挖掘和繁荣。同时,结合崇州实际,厘定文化发展“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楚河汉界,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比翼齐飞,推动“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提升西蜀文化繁荣发展的创新力,提升文化对崇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走出一条西蜀文化重塑与繁荣的“崇州路径”,不断丰富崇州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让崇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生机勃发。
“西蜀文化”,是谁最早提出来的?根据我的考察,是郭沫若于1934年7月9日在致当时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林名钧先生的信中提出来的。
当时林名钧与葛维汉[美]正在主持广汉玉器坑的发掘工作,郭沫若非常称赞。他根据这一发掘,提出了“西蜀文化”的概念,认为“西蜀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在殷代甲骨文上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周王作战”。
近80年来,“西蜀文化”的考古工作已经有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不同凡响的惊人发现,研究工作也由狭义的“四川史前文化”扩至由古及今的广义西蜀文化。所以,现在专门提出研究“西蜀文化”的课题,不仅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巴蜀文化大区系内部再分若干特色小区加以研究所必需的,也是今后整个巴蜀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正是我们提出“西蜀文化”的概念,以达到对整体巴蜀文化加以分区研究目的的原因,殷望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
西蜀文化的基本特征
“西蜀文化”是巴蜀文化共同体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扩而及于三蜀地区,具有独立而神秘的始源和神奇神妙为特色的发展历程,并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与巴文化同为巴蜀双子星一翼的文化。
西蜀文化经过从古至今几千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从文化的根本性质考察,其特色的成因来源于西蜀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两种文明基因的互动和融汇,也就是乡村农业自然经济与城市商业经济矛盾对立统一的运动。它具有生活方式的静穆与灵动、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两重性:一方面,西蜀文化是诞生和发展于农业社会时期的静态的文化,如同中华传统农耕文明一样,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另一方面,西蜀文化因为水利的发达、河网的密布,栈道与笮桥的“无所不通”,形成古典城市工商业的繁华与兴盛。所以,它又是充满活力的古典工商城市的动态文化,有着强烈的冲出盆地、开放市场和探求知识的欲望。这种动与静的结合,活态开放与静态封闭的对立统一,封闭中有开放途径(例如西南丝绸之路和栈道向外的拓展和交流)和开放下有封闭心态(例如成都城名两千年不变,城址三千年不迁)的对立统一,就是西蜀文化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动力,是西蜀文化最大的历史个性。
蜀人历来柔弱褊陒、黠慧多智,好文雅一面多一些,而巴人历来强悍劲勇、质朴率真,崇刚武多一些。以成都人为代表的西蜀文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以重庆人为代表的巴人善于创业,开拓进取性强。“蜀出相,巴出将”,二者刚柔相济,相异而又相和,相反而又相成,将这相互矛盾的因素融铸在一起,就会变成突破传统又善于守成的积极力量,体现了巴蜀文脉传承的和谐包容的整体性。所以,这里论述西蜀文化的特征,事实上很难离开巴文化,更离不开整体的巴蜀文化,它们之间又表现出很多共同的特征。在这里,只就西蜀文化一面,侧重谈一谈它突显出的特征:
第一、“都广之野”是中国农业的一个起源地,它以治水为特征,以江源文明为标志,孕育和发展出优越秀冠的天府农业文明,这是西蜀文化第一个特征,也是最主要的特征。
古蜀农业文明的起源是从岷山河谷,包括成都平原、临邛(今邛崃)、江原(今崇州)、南安(今乐山)这一三角地带开始的。蒙文通师在《巴蜀史的问题》一文中曾专门加以论证。他认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他主张“农业是从江源入成都平原的,江源、临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从这里开始”。岷山河谷就是“广都之野”,成都平原就是它的中心,这里是蜀文化即江源农业文明的起源地。其起源的次第,从都江堰治水开始,次发展到临邛和江原,再发展到温江和双流(古广都)。温江“因雪水自此始温”而得名,表明最早的优质农业是在温江出现的,因岷山雪水到温江等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才更适宜于灌溉。正因为这里是农业起源地,才出现了《山海经》记载的周人农祖后稷葬于都广之野的传说和蜀人农祖杜宇与朱利相会于江原(今崇州)结为夫妇的传说。西蜀农业起源时代是同大禹、鳖灵、李冰相继治水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出特色鲜明、优越秀冠的天府农业文明。所以,西蜀出现了农耕时代特别悠长、农耕文化特别鲜明的面貌,它成为西蜀文脉基本性质及其展现面貌的决定性因素。直到近现代进入工业社会后,农耕文明这一决定性因素还对西蜀城乡文明与生态文态,直到西蜀人心理状态、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习俗起着根深蒂固的作用。说到西蜀文化的特征和优秀部分,我们还不得不回归漫长的天府农耕社会中去追寻。
第二,蜀人心向中原,认同华夏一系的民族凝聚力起源很早,这同神奇的西蜀山水有一定关系。西蜀山水的神奇,引发蜀人对蜀中神奇自然世界无边向往和热爱的文化心理。剑阁山石角北向趋于中原的自然地势,引起蜀人自古即心向中原、认同中原的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蜀人的传统历史很早就同黄帝、颛顼、大禹相联系,同中原和黄河文化的认同与向心凝聚,从古至今在思维和心理上都非常紧密。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这正是古杜宇方国的“前门”。王勃“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惊叹剑阁山水“亦宇宙之绝观也”。“宇宙绝观,优游天府”,显示出西蜀自然世界无边的神奇,这是对蜀人热爱乡土山川的文化心理的最佳描绘。杜甫把这一条蜀道形容为“天路”。“宇宙之绝观”的“天路”是金牛道、剑阁道第一大神奇的特色。
最奇异的是剑门山峰头石角皆向北俯首,有趋于中原的自然之势。杜甫《剑门》诗:“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杜甫以心向中原的文化心理观察出石峰石角皆北向的奇特自然景象,故《九家集注杜诗》认为这是写“剑山石皆北向,如拜伏状”,“地势虽险而有趋中原自然之势”,“有面内(即面向中原)之义”,“示朝上国而不背之也”。这种心向中原凝聚的心理,就是今天广元、剑阁一带朝天岭、朝天程、朝天峡、朝天关、朝天驿、朝天水驿等名称的由来。“向帝都者谓之朝天门也”,朝天者,朝向中央王朝也。
特殊的向北倾伏的自然地势,易于使蜀人神与物游,联想而生北向中原中央王朝的文化心理,在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和凝结的牢固链条上增加了新的形象思维结晶和历史闪光点。在西蜀的历史语境中,蜀人自古即是黄帝、昌意、颛顼一系降居江水、若水,夏禹兴于西羌,蜀人自古即是华夏族中原文化体系内翼生出来的。这种心向华夏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自古即培毓发展。这也是西蜀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从物质文化层面讲,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建筑样式上的巢居文化。杜甫在西蜀注意到了特殊的巢居文化:“殊俗状巢居”,“野人半巢居”,“可怜处处巢居室”,“峡人鸟兽居”,这是从剑阁到成都府再到夔州僚人的巢居文化。在中国巢居文化发源地中,以古江源的石室雕楼和西蜀地域的巢居文化最有特色,源远流长,绵亘数千年之久,发展序列清晰,既有干栏——楼居系统,又有邛笼——碉楼系统。今岷山藏羌碉楼即其遗风。当然,巴地也是从巢居文化发展起来的。
(二)栈道与笮桥为特征的交通文化。早在古蜀时代即有陇蜀金牛道开凿。“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五丁力士开山辟栈道的神话,是蜀人源远流长的栈道文化的写照。到秦汉时,蜀栈道达于极盛阶段,“四塞之国,无所不通”,是蜀人冲出四川盆地,促进古代四川开放的重要动力。笮桥即竹绳桥,是西蜀交通文化上一大首创特色。首创者因而被称为“笮人”,与邛、冉、駹、徙、榆等人一起,成为古蜀大地上的主要土著部族。
(三)林盘为特征的农耕人居文化。林盘是蜀人川西平原人居的特色。
第四,从精神层面讲,西蜀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它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一)仙源故乡。从道教之源看,神仙说最早起源于蜀,古蜀是仙源故乡。传说的古蜀三王蚕丛、柏灌、鱼凫“皆得仙道”,杜宇与开明二帝皆魂化为飞仙的杜鹃与升天的开明兽。东汉张陵的天师正一道,就是在古蜀仙道的基础上创立的。西蜀是道教的诞生地。
(二)“天数在蜀”与“易学在蜀”。春秋时资州人苌弘明天文,为孔子之师。汉有阆中落下闳,唐有李淳风、袁天罡等。历法、卜算、阴阳之学,是蜀最早的土著学问。“易学在蜀”,这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的话,称赞四川易学传承有独到特色,连贩夫蔑叟都懂易经。汉代严君平、扬雄的“太玄学”和晋代范长生的“蜀才易”,唐代的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明代的来之德的象数易学世传于蜀。
(三)“西蜀自古出文宗”。很多文化巨人出生或生活在西蜀,由西汉赋圣司马相如开其端,后有汉代“孔子”扬雄、唐代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文章独步天下”的苏轼、剑南诗宗陆游、明代文坛宗匠杨慎、清代函海百科李调元、性灵南宗张问陶,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吾蜀擅宗匠,天地有大文”([宋]张翥:《谒文昌阁》),这些文坛宗主多出于蜀,或虽不是蜀人,却是蜀山水与文化熏陶而成就的“天下第一秀才”。
(四)“才女在蜀”。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专门写了一回“女秀才移花接木”。他在其中盛赞“蜀中女子自古多才”,他还把王昭君称为“成都姑娘”。从卓文君到武则天、杨贵妃、浣花夫人、花蕊夫人,直到黄崇嘏、黄娥,都是蜀中才女。
(五)“菩萨在蜀”。“菩萨在蜀”是唐代的故事,这里用来说明禅宗在西蜀的发展。佛教向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言蜀者尤不可不知禅”的说法,就是指西蜀在禅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当六祖在岭南创立禅宗南派的时候,六祖的师兄弟智诜则在资中创立了净众——保唐禅系,是兼融南宗慧能和北宗神秀的蜀中禅系。什邡人马祖道一则进一步弘扬了六祖慧能一系,提倡“平常心是道”,创立禅林制度,使禅宗生活化、人间化,成为禅宗八祖。
(六)“儒源在蜀”。大禹兴于西羌,创作“洪范九畴”,根据他的治水经验,提出五行以水为首,水被视为文明之母。大禹是儒学之祖,兴于西蜀。总起来看,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西蜀是仙学之源、道教之源、儒学之源,西蜀人做出了开源性的贡献。在禅学方面,西蜀人则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把上述诸方面综合起来说,西蜀具有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相融的综合性,呈现出自然与文化结合的“三神”特色:自然世界无边的神奇,文化世界无尽的神秘,心灵与民俗世界无穷的神妙,这是西蜀最大的文化资源,是西蜀特色文化的历史优势。
(一)城市神韵建设。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美国城市史学家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中认为“神韵”(又称“神圣”)是所有城市的第一标志。“神韵”就是文化性,是城市文明形成的第一要素,也是体现城市个性和特质的永久性的城市印记。各个城市的性格和神韵各不相同,历史印记也就不同。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印记出现在古巴比伦,其城名寓意是“众神之门”,这是该城市的永久印记和文化特色。世界性城市巴黎的城市文化特色标志有两个区域:一个是罗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奥赛博物馆组成的“文化三角区”,这个区域是历史性的。另一个是由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德方斯组成的“第三产业金三角区”,这个区域是现代性的。这两个区域是现代化城市巴黎的心灵、神韵和独特的风俗习惯的实体代表。每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体现自己个性、特色和神韵的实体或遗产作为该城市的代表。
四川省城市化率已达50%以上,西蜀城市化率更高,正面临“特色危机”的高危期阶段。因此,在当前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突出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城市历史印记,追寻城市文脉和内涵,加强城市神韵建设,发展各自城市的个性,规划和建设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是一项具有十分紧迫性和重要性的工作。
(二)不同类型城镇的特色文化建设。
西蜀古镇从明代以来共有4100余座,至今尚存的也有1400余座。这些乡镇的形态,由于西蜀没有北方乡镇那样聚集在一起的村庄,汉区农家多是散户零星居住,故呈现为乡镇联排店居与林盘文化相结合的形态。这种形态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就成为今日西蜀乡镇独异于他处的特色。西蜀古镇多将街市、场镇、商埠、水陆码头、庙宇祠堂、会馆书院等聚集为一体,形成多元一体的城镇布局,人文内涵极其丰富。例如崇州崇阳镇、青白江城乡镇等因文庙、书院的存在,文脉未断,原来就是国学古镇型。这些历史悠久、风格各异的名城和古镇,如明珠般镶嵌在“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和青山绿水之间,是西蜀乡土文化特色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
但西蜀城市的特色塑造,确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
1.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牺牲城市自身传统特色的“误区”,城市风貌形象塑造上未充分研究和利用自身的特色要素,特色建设不足或丧失,趋同发展,千城千镇一面,缺乏特色竞争力。
2.各自为政,以行政区划分割打造城市形象,多只注重本地资源,各自封闭的低层次开发多,整合区域资源,整合区域特色少,联动打造缺乏。
3.不少城市传统街道格局的古城风貌和城市街区的人文脉络和肌理,因旧城改造和城址变迁而在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的建设思路中成点成片成街区的消失,建筑物与构筑物群落的传统风貌和主色调失落,地方特色退化,审美追求与文化认同迷失。区域环境与空间节点呆板单调,人性为本的亲和力失落。
4.城市设计陷入“特色危机”,迷信洋公司设计,文化地标贪大求洋,缺乏本土性,甚至出现附会历史、编造历史,进行低层次开发的现象。
这些问题都源于对城市神韵建设即城市文化特色建设缺乏认识,因而不善于正确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这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
“西蜀”和“巴蜀”作为地域名称同时始见于秦汉
林向(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献最早记载的地域名称“西蜀”和“巴蜀”目前能查到的,当属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时李斯的《谏逐客书》。文中提到:“(秦)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攻上郡,南面取汉中”,后面又说若拒用非秦之所产,则“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可见前面的“巴、蜀”具体指巴国、蜀国之地;后面则是与“江南”之地对称的“西蜀”之地,是一种泛称,应该是同义的。
西蜀历史文化特征
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导)
西蜀为蜀地的别称,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与其他区域相同的文化内核,同时也逐渐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等方面。
西蜀文化与都江堰水文化
张家钊(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近年来岷江上游出现了水电无序开发的现象,一座座水电站在岷江上拔地而起,已经严重影响到岷江的水资源,值得加以重视和及时解决。一旦岷江水资源出现危机,那么西蜀文化和都江堰水文化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关于西蜀文化的几点认识
施权新(崇州市文管所)
西蜀处于羌汉连壤之地,受羌、蜀文化和夏周文化的影响,必然有这些文化元素。西蜀文化是开放、包容性很强的文化,由土著和移民文化融合,形成“悍勇”“尚文”“淳朴仁厚”的特点。
崇州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叶浪(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崇州市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都文化甚至四川文化的部分特征性元素都与崇州文化直接关联。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同志指出:“城市的发展过程应当是有机更新的过程,而不是无机更换的过程,区分标志就在于那些最有特色的文化元素、最核心的文化精髓是否得到了有效传承和有序开发”。举办“西蜀文化·光明论坛”,正是对崇州乃至成都最有特色的文化元素、最核心的文化精髓进行有效传承的生动实践,必将有力推进西蜀文化研究,推动西蜀文化传承、挖掘和繁荣,为成都文化建设添彩、为四川文化建设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