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失败者

    演讲人王充闾 时间五月四日 地点辽海讲坛

    悖论人生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命运却偏偏搬了个道岔，厌恶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

    张学良先生晚年说过：“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响的。尽管为时很短，满打满算不过十七八年，但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被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古人说：“偶然一曲亦千秋。”就此，我们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当然，如果从其际遇的蹉跌、命运的惨酷，宏伟抱负未能得偿于什一来说，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失败者。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谜团与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红黑兼呈，大起大落，一会儿“鹰击长空”，一会儿又“鱼翔浅底”。1930年，他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辉煌时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一年，同是在“九·一八”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红筹股一路狂跌，变成了蓝筹股。辉煌之时，拥重权，据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国膺扬；落魄时节，蒙羞辱，遭痛骂，背负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所不齿。

    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命运却偏偏搬了个道岔，厌恶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

    ——从政从军，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同自由随意搭不上边。挥师临阵，难免在战场上杀人；有时还会滥杀无辜，以实现其政治目的。1926年，名报人邵飘萍因著文抨击奉系军阀军纪太坏，即被他以“取缔宣传赤化”为名，绑赴天桥枪决。同年在内蒙处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枪毙了大批官兵，落下了“嗜杀”之名。包括他断然处决的杨、常两位重臣，也是“有可杀之理，而无必杀之罪”的；

    ——他对吸食鸦片深恶痛绝，主政之后即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令：“查鸦片之害，烈于洪水猛兽，不惟戕身败家，并可弱种病国，尽人皆知，应视为厉阶，岂宜吸食！”孰料，时隔不久，他本人就因忧患缠身，寻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瘾，形销骨立，几于不治；

    ——他是一个“爱国狂”，对国家的统一梦寐以求；可是同时，又追求东三省的利益最大化，为保住东北军这个命根子，不惜牺牲整体利益；

    ——他访问过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与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错；游历过欧洲，对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备至。可是，却怒斥军国主义，坚决拒绝受日本人操纵，直到多次请缨，最后兵谏逼蒋，誓死要为反法西斯战争献身；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羁，不愿受丝毫束缚；却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而绝意拘禁他、发誓“决不放虎”的独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志效忠、有大恩大德于彼的结拜“把兄”；

    ——他热爱祖国，眷恋乡土，想望着落叶归根，直到弥留之际,还“乡梦不曾休”；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乡；

    ……

    其实，这也就是命运，亦即人的生命主体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状态。“本来是要驰向草原，却一头闯入了马厩。”这种动机与效果恰相悖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性的复杂和机缘的错舛。生活在现实中的各色人等，伟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清人胡大川《幻想诗》中有这样两句：“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实际上，世间任何人的愿望、追求，都不能不受制于他人，都无法完全摆脱环境的影响。在终极的意义上，或者从总体上说，个人的命运是由环境决定的，其中社会环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

    对张学良来说，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环境，或者说，与他关联最密切、影响他整个一生的客观对象，一为他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一为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一为他的死对头日本侵略者，再就是最后“化敌为友”的共产党与红军。这四个方面决定了他一生的成败。荣辱、得失集于此，功过、是非亦集于此。

    父亲为他的起飞铺设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给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他说：“我是可以做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达。这是我依藉着我父亲的富贵权势。”

    他从小就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垂涎欲滴的东北，耳闻目睹“草根阶层”所遭受的践踏与蹂躏。他从小就痛恨那些气焰嚣张的日本军人、“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鬼子顾问；对于出没沈阳街头、扮演着侵华别动队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着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摇过市”的东洋荡妇，厌恶至极，视为“社会的疥疮”、民族的耻辱。及长，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主政东北伊始，为了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他无视田中内阁的蓄意阻挠，毅然实施东北易帜，他以“我是中国人”这掷地作金石声的壮语，回绝日本特使许愿拥戴他做“满洲王”的诱惑。当他得知族弟张学成阴谋叛国，私通日本时，他大义灭亲，就地枪决。可是，难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之际，他却不予抗抵，致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真是咄咄怪事！

    对于蒋介石，他一贯忠心耿耿，惟命是从，“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从东北易帜到调停中原大战，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东三省沦陷，又代蒋受过，身被恶名；尔后，日军进犯华北，热河失守,为平息全国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应蒋介石的要求，交出军权，下野出洋；旅欧归国后，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义影响化作实际行动，积极拥戴蒋氏为最高领袖。可是，时隔不久，还是这个张学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断地实施兵谏，扣蒋十四天，逼他抗日。这也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

    他同共产党、红军的关系，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当时，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受到严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穷的陕北，困难重重。按照张学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但是，实际接触之后，特别是从损兵折将的深刻教训中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他们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们的政策失败了。为此，开始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团结抗日”。正所谓“不打不成交”，结果，由拼命追剿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患难相扶持的真诚朋友。最后，反戈一击，临潼兵变，强迫蒋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计划，挽救了民族危机，帮助了中国革命。这一切同样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一切都充满了悖论，充满了未知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拨弄着，似乎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决定人一生命运的神秘力量。实际情况，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个性决定命运

    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那种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

    一切看似神秘莫测的事物，其实，它的背后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以人的命运、人的种种作为来说，那个所谓的“冥冥之中背后看不见的手”，恰恰应该也能够从自身上寻找。

    行为科学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生理、心理、社会文化三方面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社会文化因素，一方面通过个人后天的习得构成行为的内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和自然环境一道成为行为主体的活动对象和范围，并处处制约着人的行为，从而也影响到人的命运。它在一个人身上的综合体现，是个性，包括个人的性格、情绪、气质、能力、兴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气质为主导成分。在这里，气质代表着一个人的情感活动的趋向、态势等心理特征，属于先天因素；而性格则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在个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二者形成合力，作为个性的主导成分，作为内在禀赋，作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制约着一个人的行为，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个性就是命运。

    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那种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容易冲动，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他说：“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我当做，我就做！”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老蒋敌不住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张学良的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可说是从小就养成了。一次，他因为惹事生非遭到母亲的责骂，一时性起，竟操起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读家塾时，因为背书时偷翻了书本，受到老师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塾师思想守旧，坚持要留辫子，他十分反感，索性剃了光头。塾师大发雷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便质问老师：“你不留全发，剃去一半，岂不也是毁伤？”塾师语塞，停了一会儿，喃喃地说：“这是皇上旨意。”他反问：“皇上是你爹还是你妈？你那么听他的！”他十二岁那年，祖母病逝，家里请来工匠搭起一座两层楼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灵堂。趁着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顶棚上面，吓得人们不知所措。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不在，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

    他有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这是他的口头禅。为了得偿夙愿，绝不顾惜一切，包括财产、地位、权力、荣誉，直至宝贵的生命。他敢为常人之所不敢为，这为日后的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

    当被囚十年届满之日，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对发动西安事变低头认“罪”，违心地承认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就有获释的可能。但他坚持真理，不讲假话，绝不肯以出卖人格做政治交易。“我张学良从来不说谎，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自由，无原则地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渴望自由，却不肯牺牲名节而乞怜于蒋介石。结果，又被监禁了四十四年。

    这使人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于触犯了雅典人的宗教、伦理观念，陪审法院要对他判刑。按照当时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愿意接受一笔罚金，或者请求轻判，处以放逐。可是，他拒绝那样做，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承认了自己有罪。这种坚定信念、刚直不阿的态度，被认为触犯了法院的尊严。许多陪审员被激怒了，纷纷投票判他以死刑。

    这里，坚定的信念，闪光的个性，构成了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东西。纵观历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后人对他们的记忆与称颂，除了辉煌的业绩，往往还包含着独具魅力的个性。大约长处与短处同样鲜明的人，其风格与个性便昭然可见。张学良是其中的一个显例。

    “背着基督进孔庙”

    “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

    张学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响的个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阅历诸多因素的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胡子头”，像变魔术一般迅速扩充实力，招兵买马，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张学良就把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从父亲那里，不仅接过了权势、地位、财富，承袭了优越、舒适的生活环境，还有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而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其他一些领兵头目，除了郭松龄等少数进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之徒”。晚年他曾说过，他一生中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蒋介石，这两个人对他一生的影响最大。如果说，蒋介石是导致他后半生成败、荣辱的关键角色；那么，他的父亲则是在他的早年个性形成的关键阶段起到了主导作用。

    家庭环境之外，文化背景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主要表现为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从六岁起，张学良就被送进家塾，系统学习儒家经典。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对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响深远。当年郭松龄起兵反奉，曾以拥戴少帅为号召，敦请他“取老帅而代之”，重整东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则是：学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说明封建伦理观念在他的头脑中还是十分牢固的。当他进入青年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蓬勃兴起，中西文化、新旧思潮激烈冲击、碰撞，因而，他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又被西方文化投射进来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先是师从奉天督军署一位科长学习英语，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后又结识了郭松龄、阎宝航、王卓然等新派人物，还有几位外籍朋友，逐渐地对西方文化发生了浓厚兴趣。随着视野的开阔、阅历的增长，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热情开朗、爱好广泛、诚于交友、豪放旷达，开始形成。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由于父亲的荫庇，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出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名副其实的副统帅。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权力与威望与日俱增。因此，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练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他未曾亲历父辈创业阶段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难困苦，不知世路崎岖，人生多故；不像其他那些起身民间，饱经战乱，通过自我奋斗而层级递进的军阀那样，老谋深算，渊深莫测，善于收敛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去适应现实，屈从权势。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缺乏老成练达、纵横捭阖的肆应能力；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又兼从他父亲那里，只是继承下来江湖习气、雄豪气概，而抛弃了那种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少了些匪气,而多了些稚气。从做人方面讲，无疑获得了助益；但要适应当时危机四伏、诡谲莫测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

    张学良的思想观念十分驳杂，而且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经常处于此消彼长、翻腾动荡之中。在他身上，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侠肝义胆，“哥们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使他经常处于变幻无常之间，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整个一生。他的夫人赵一荻说得十分形象：“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

    其实，儒家传统、庄禅思想、西方观念也好，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还有什么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他都没有进行过精深、系统的研究。有一些东西，不过像是精神上的“晚礼服”，偶尔穿上出入某种沙龙，属于装点门面性质；或者一时兴之所至，过后便不复记起。至于被幽禁后，红尘了悟，云淡风轻，先是信奉佛教，后来又皈依基督教，说是精神上的寄托，未为不可；至于哲学层面的信仰，恐怕还谈不到。当然，再复杂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规定性。同样，张学良的思想观念无论怎样驳杂，如何变幻不定，其本质特征还是鲜明而坚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终其一生，坚守不渝，并且不断有所升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无一不源于民族大义，系乎国运安危。尤其是捉蒋、放蒋一举，体现得至为充分。

    他说，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就成了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要自杀，以谢国人。”赵一荻说:“他爱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国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爱国狂。”

    这样，问号就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东三省沦陷于不顾？应该承认，由于个性的缺陷与认识能力的限制，他的爱国主义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与人为善，轻信，幼稚，常常从良好愿望出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总总、变化万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简单化、程式化了。比如，他没有认清蒋介石的本质，始终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他把忠于蒋氏个人与忠于祖国画作同一等号，认为要对抗日寇就必须谋求统一，而要统一就必须唯蒋之“马首是瞻”。再就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他也同样缺乏清醒的认识，且又过分迷信国联，为“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政策中的一些漂亮言词所迷惑，因而做出了“日本决不敢这么猖狂地扩张”的错误判断。

    诚然，他为民族大义所表现出的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有时流露出一种江湖义气与个人英雄主义，浪漫、狂热、莽撞、冲动，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命运悲剧。

    在《卧床静省》一文中，他本人曾就此作过痛切的剖析：“幼年生活优裕，少年即握有权势，钱财任意挥耗，人事如意支配，到处受人欢迎，长达十余年，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间善恶……性情急躁，任意而为，经验阅历不足，学识缺乏，因之把事情判断错误，把人观察错误，有时过于天真，有时过于任情，致使把事情处置错误。”

    如果……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次性的，只有现场直播，而没有彩排、预演。“三生石上旧精魂”，原是文人笔下的幻想。同样，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既成事实，不存在推倒重来的可能。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或者调整一下角度，比如从研究历史、探索规律出发，倒也不妨做出种种悬拟，设计一个应然而未必然的另一种版本。

    鉴于张学良的一生命运、成败休咎，都与蒋介石密切相关，我们假设：若是张学良走另一条路子，当他父亲所希望的“东北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那么，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的调停，也就不会发生，接下来，东北军主力也就不会参与南下平叛了。那么，日本关东军还敢不敢对东三省贸然动手呢？（动手是必然的，无非是拖延一些时日而已。）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自然就等同于其他一些军阀，既不会被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也不会唯蒋之命是听了；即使仍然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也不会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且，由于失去了蒋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备发动那一“外为国家民族，内可平慰东北军民”的西安兵谏的客观条件，自然也就不会带来后日五十四载的铁窗生涯了。这样的张学良，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又将如何？

    实际上，《美国之音》记者已经作了一番假设，曾经问过张学良本人：“如果这半个世纪您没有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他的答复是：“此事难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过几次，蒋委员长没答应，我想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人也许早就没有了。非我自夸，我从来不把死生放在心里。假如让我参战，我早就没有了。”

    一切都是未知数，当然“此事难说”。回答得可谓绝妙。

    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若是真的重新改写，那么，他的人生道路决不会如此曲折复杂，如此充满矛盾、充满悖论，如此七色斑斓、多彩多姿。那样一来，闲潭静水，波澜不兴，他还会有现在这样的人格魅力、命运张力、生命活力吗？也许正是为此，寿登期颐的老将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才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这样评论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